Archive for April 2008
Cool!
Cool!
2008.04.29
电影West Side Story我看过不下十遍。CD也经常听。我在纽约时住在学校附近的113街Broadway，往北不远就是所谓的West Side。
Cool是West Side Story中颇有特色的一段现代舞蹈。
能够play it cool and stay loose. 不亦乐乎！
电影West Side Story信息链接：
http://www.imdb.com/title/tt0055614/
Youtube上歌舞剧电影West Side Story中Cool视屏片断链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kdP02HKQGc&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gnwLAMwWx0&feature=related
************************************************
Cool歌词
曲：Leonard Bernstein
词：Stephen Sondheim
ACTION
I swear the next creep who calls me hoodlum…
ICE
You’ll laugh. Yeah, now you all better dig this and dit it good. No matter who or what is eatin’ at you, man you show it and you are dead.
You are cuttin’ a hole in yourselves for them to stick in a red hot umbrella and open it. Wide. You wanna live in this lousy world? You play it cool.
ACTION
I wanna get even!
ICE
Get cool!
A-RAB
I wanna bust!
ICE
Bust cool!
ACTION
I wanna go!
ICE
Go cool!
Boy, boy, crazy boy
Get cool, boy
Got a rocket in your pocket
Keep cooly cool boy
Don’t get hot
‘Cause man you got
Some high times ahead
Take it slow
And Daddy-o
You can live it up and die in bed
Boy, boy, crazy boy
Stay loose, boy
Breeze it
Buzz it
Easy does it
Turn off the juice, boy
Go man, go
But not like a yo-yo school boy
Just play it cool, boy
Real cool
Boy, boy, crazy boy
Stay loose, boy
Breeze it
Buzz it
Easy does it
Turn off the juice, boy
Just play it cool, boy
Real cool
博士生应接受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训练（转发）
博士生应接受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训练（转发）
2008.04.29
前几天，太太把她刚写好的杨乐先生关于博士培养的报道《数学家杨乐院士：博士生应接受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训练》拿给我，让我学习。
今天，这篇文章以《数学家杨乐：博士论文怎么做》为标题发表在《科学时报》上。因为报纸篇幅所限，发表的内容和我看到的稿件相比有一些正常的编辑和删节。不过因为我想对其中杨乐先生讲的一个故事借题发挥，所以就把我看到的稿件内容贴在这里。
科学时报《数学家杨乐：博士论文怎么做》文章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4298658943205959.html
很多学生在用英文写论文时，常常借口说自己英文不好，所以论文写不好。有的人甚至用英文不够好作为自己写论文时不同程度的抄袭的辩护。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奇怪借口。
看看原文章中怎么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杨乐在念研究生时就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四篇论文，论文是用法文写的。1973年，他和张广厚关于函数值分布理论的重要论文也是发表在《中国科学》上，这时论文是用法文和中文同时发表的。他曾解释说，“文革”前的《中国科学》只用外文发表文章。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国内所有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中国科学》在1973年复刊后，可能觉得光用外文不好，就决定两种文字同时用，外文可以是英文，也可以是法、德、俄文中的一种，“我们开始合作的几篇文章都是用法文撰写的。”
杨乐在中学六年学的是英文，到大学时必须学俄语，大学四年级时以法语作为第二外语选修了一年。“念研究生时，我们这个领域的文献大都是法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数学在世界上领先，我们的导师熊庆来曾三次访问法国，在那里居住了十多年，他要求我们用法文写文章。1976年后，我们的文章开始用英文写了。”
杨乐认为撰写论文的功夫非常重要，至少应该改写三篇，才能让结果更好地表达出来。
现在的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肯定比杨乐学法语的时间长，内容也学得多得多。杨乐没有借口说法文不好，就拒绝用法语写论文，我们现在的学生有什么理由在写论文时说自己的英语不好呢？
看完这些，我只能说，就算我已经象熊庆来一样指导我的学生了，我的学生找尽借口不肯当杨乐，我会毫无办法。
何况我还不如熊老，学生又总是知难而退，咋整？
借口总是可以找到的。有一个可能，就是杨乐的那几篇数学论文里边没几句话，几乎全是公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学生总算又找到一个可爱的借口了。
******************************************************************
按语：“做数学的博士论文是同学做研究的开始，这个过程主要是培养同学做研究的能力。博士生阶段有两项任务，一是要打下较广博的基础，二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受到一次完整的研究工作的训练，做出合格的学位论文。”
“无论评价一篇博士论文，或者评价一项研究工作，水平高低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创新，由于撰写博士论文主要是创新，所以‘法无定法’。我所讲的几点仅供大家参考。”
数学家杨乐院士：
博士生应接受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训练
本报记者 王丹红
4月16日上午，数学家杨乐院士在北京中关村，参加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数学科学院共同举行的2008年度研究生工作会议，并作题为《数学博士论文的创作与指导》的主题演讲。他以自己做研究生和做研究的经历，讲述了博士生训练的要义和目的。他说：“做数学的博士论文，题目应适当“宽大”一些，讨论的范围太狭窄就难以成为一篇好的学位论文。在选题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同学要与导师讨论，但不能完全受导师的限制。其实，导师心中最常有的是两类问题，一类是所在领域的著名难题，另一类则是导师胸有成竹的问题，即导师完全知道该问题如何做，由于意义不大等原因而未撰文。应该说，这两类问题都不是研究生论文很好的选题。”
“选题是首要的”
杨乐认为，博士生阶段有两项任务，一是要打下较广博的基础，二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受到一次完整的研究工作的训练，做出合格的学位论文。
“但第二项比第一项更重要，更能直接反映出研究水平的高低。也就是在导师的带领下，完成一个研究工作全过程的训练，比如从确定课题、阅读文献、攻克难关、扩大战果、撰写论文，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等拿到博士学位后，就要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这时就没有人来带你了。所以，在研究生阶段要进行这样一个完整的训练。”
“培训自己的研究能力比具体做出一个研究成果更重要。具体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很重要，但它应该是这样一个完整训练的自然产物。”
做博士论文首先涉及到选题的问题。杨乐强调，选题要有较高的起点，要挑选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首先，选题时，应选一个较大的领域或方向，这可根据该学科的国际潮流与趋势、自己的兴趣、以及指导教师的特长等因素来确定。学位论文的题目要‘宽大’一些，讨论的范围太狭窄就难以成为一篇好的学位论文。”
杨乐认为，念博士是学习做研究的开始，而且念博士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世界著名难题就不适合做博士论文；另一方面，有的老师会给研究生一个比较专门或狭窄的问题做，“一般说来，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够妥当。做博士论文，与其它研究不太一样，是希望同学受到比较好的锻炼，让他们受到整个过程的培养，让同学以后在这个领域中能够比较独立地展开研究工作。如果一开始就给一个狭窄、专门的具体问题，那么，他们的注意力一开始就会集中到这个狭窄的方面，而对整个研究领域的基础打得不够，眼界也不够开阔。”
应该怎么选择博士论文的题目呢？“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同学浓厚的兴趣，二是了解国际上的潮流和动态。”杨乐说，“我们希望自己确定的方向应该有长久的生命力，或者最好是国际上刚刚有些苗头或刚兴起的，这样就会有较长远的发展潜力；第三，也要看所在机构的指导力量，在这个研究方面是否有基础？”
过去，教育部曾规定，博士论文要超过100页。杨乐说，作这样的篇幅规定也许不一定适合，但它的道理是博士论文并不全部都是创造性的成果，其中有相当篇幅是对选题所在领域或方向的一个总结，相关文献要念得很透，消化后再用自己的观点和语言将这方面的工作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同时，博士论文也应该包括创新成果，因此，博士论文并不完全相同于写一篇研究论文。
“研读文献十分重要”
杨乐建议，在确定了一个较大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后，不要急于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而应该刻苦研读文献，因为研读文献是研究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虽然从大学到硕士, 读了很多课程，做了相当的准备，但要想在某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的话，那么还有一个研读文献的问题。对一些历史比较长、比较成熟的学科来说，往往有这方面的专著，有的甚至不止一本专著，数量相当多，这时就有许多的取舍，我们要阅读该领域中的经典专著。”他回忆了自己读研究生时的经历。
杨乐和张广厚1962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数学家熊庆来先生，从事函数值分布论的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历史相当悠久，专著很多，有些专著甚至多达六、七百页。当时，我们的导师熊庆来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对我们说：‘我年事已高，不能对你们提供太多的具体帮助，但老马识途。’比如，刚开始时，他就具体指导我们看一本只有100余页的函数值分布论的书，作者是现代函数值分布论的创始人R．奈望林纳（Nevanlinna），他花了相当的功夫来写这本书。虽然只有100多页，但读完后就可以把函数值分布理论的要领完全掌握了。相反，有些六、七百多页的精装书，看起来内容很丰富，其实并没有抓着函数值分布最重要的东西，而是不断地在外部兜圈子。所以，我们必须阅读一些非常基本的经典著作。”
除了经典著作，杨乐建议阅读基本文献，“基本文献非常重要，尽管它们可能是距现在20、30年前的事了，但它们常常包括了该领域解决问题的一些原始思想和方法，对现在领域的发展依然有相当的影响。”同时，还要阅读最新文献，“要不然花了很多功夫去做得成果后，发现原来三年前别人已经发表了相同的工作，这就很可惜了。所以，我们要阅读经典著作、基本文献和最新文献。”
杨乐强调，要带上研究的性质来阅读重要文献，也就是说要非常刻苦地钻研，不单是知道论文一步步的推理，而是要反复地分析、揣摩、钻研论文的精神实质，要能够提练出作者解决这些问题时的最原始思想。“现在，经常会有些水平不太高的论文，主要问题是作者对人家所做的工作钻研得不够深，没有掌握问题的实质，而只是在形式上看懂了别人的东西，于是乎，在某些地方算得更细一些，或者在已有的框架中再做得稍微广一点，这样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基本上是在人家的框架中转，缺少自己的创新。”
“所以，我们在阅读文献时，要掌握人家的原始思想和实质，然后在最重要的思想和原理上来考虑，我们是不是在这些根本点上能够有所不同、有所创新，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这样如果路能够走得通的话，就有比较大的创新和改进，而不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或跟进。”
刻苦攻关 扩大战果
杨乐认为，一般来讲，在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文献后，应该对这个领域的发展、主要成果、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和方法等，有了比较好的把握，这时，就可以在这个方面提出一些问题，而且试图解决它。
“但凡是想解决比较有意义的问题，过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要真正做出有价值的成果，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经过许多的挫折。遇到困难就想办法解决，许多办法走到中途又行不通了。
对一位研究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在曲折面前坚持不懈。这种不断克服困难、苦思冥想的过程，很像王国维提出的做学问的三种境界。”他说。
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数学研究做得深入后，学者人数就不多了，有时好像是一个人在攀登，可以很孤独，但必须耐得住寂寞，不断往上攀登，站得高，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主要是攻关，做研究时遇到难关，要不断地思考，可能到了晚上想出一种办法，继续往前，但到深夜1点时又走不通了，只得睡下，清晨5点醒来，脑子还在想这个问题，起床接着做，早餐和午餐也食而不知其味，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一些时日；第三境界，“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了一个问题朝思暮想了几个星期，用尽各种办法都不行，但最后用了一个看起来是偶然的机会或办法，却发现答案就在灯火下面，清清楚楚。
杨乐强调，在研读文献、刻苦攻关、取得有相当意义的成果后，还要想方设法扩大战果，“比如说，我们在克服这个困难时想来的办法是否可以用于处理其它问题，或者用这个方法得出的成果是不是有其它应用？”
他谈到了自己和张广厚的合作研究。“我和张广厚在研究生即将毕业时，‘文革’开始了，我们因此被分配到部队农场劳动。1972年左右，虽然‘文革’还没有结束，但科学院还比较幸运，可以做一些研究了，我们俩就开始努力地做研究。这时，国内的研究长期停顿，所以，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领域上国际上有哪些进展。我们很认真地阅读了文献，刻苦攻关，做出一些不错的工作，把函数值分布理论的一个著名结果的适用范围扩大了许多，这是一篇相当好的文章。但如果我们的工作就停留在那个地方的话，就很可惜了。”
“实际上过了不久，我们发现如果将这篇文章中所得到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思考，可以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创新性更强。这样，我们就发表了第二篇论文。第一篇论文不错，但成果不是那么突出，因为规律已经有了，我们只是将它的适用范围扩大得比较多；但我们的第二个成果就突出得多，因为整函数与亚函数模分布的基本概念亏值和辐角分布论的基本概念波莱尔方向虽然以往都有大量研究，然而，人们以为它们完全不同，二者没有任何联系，我们的结果揭示了亏值与波莱尔方向之间存在深刻的关联，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特色。论文在1975年发表后，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这个例子说明，扩大战果非常重要。因为虽然我们的第二篇论文的成果要好得多，但最困难部分已经在第一篇论文中克服了。第一篇论文的难度比第二篇来得大，但第二篇的结果比第一篇重要得多，所以，大家要注意扩大战果。”
不要轻视论文的撰写
杨乐告诫博士生们，“不要轻视撰写论文这一环节。”
“同学们也许会认为，成果有了，草稿也写好了，写论文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其实不是这样。论文推理如何更为严谨、如何做到表达与叙述清晰易懂、形式更加美好等，这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做研究生时，从论文初稿到投稿发表，至少要改写三遍，最后常常改写得面目全非，但确实有了更好的表达形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杨乐在念研究生时就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四篇论文，论文是用法文写的。1973年，他和张广厚关于函数值分布理论的重要论文也是发表在《中国科学》上，这时论文是用法文和中文同时发表的。他曾解释说，“文革”前的《中国科学》只用外文发表文章。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国内所有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中国科学》在1973年复刊后，可能觉得光用外文不好，就决定两种文字同时用，外文可以是英文，也可以是法、德、俄文中的一种，“我们开始合作的几篇文章都是用法文撰写的。”
杨乐在中学六年学的是英文，到大学时必须学俄语，大学四年级时以法语作为第二外语选修了一年。“念研究生时，我们这个领域的文献大都是法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数学在世界上领先，我们的导师熊庆来曾三次访问法国，在那里居住了十多年，他要求我们用法文写文章。1976年后，我们的文章开始用英文写了。”
杨乐认为撰写论文的功夫非常重要，至少应该改写三篇，才能让结果更好地表达出来。“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张广厚一起做论文，我们不断地相互讨论，但因为他当时有视网膜炎，所以撰写论文的工作是由我做的。应该说他对整个工作都很清楚，但等我撰写完论文时，他开玩笑说，‘这篇文章我都看不懂了，’意思是说，撰写论文很有讲究。”
杨乐最后说：“研究工作的特点在于创新，因而它没有固定的途径与方法。即‘法无定法’。我的意见仅供大家参考。我热忱期望同学们在研究工作的实践中有更好的探索与创新，作出十分优秀的学位论文，成为卓越的数学人才。”
关于写作
关于写作
2008.04.26
最近和学生一起改论文，所以要说一些和写作有关的事情。
写作是一个大问题
写作本来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的基本训练，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在这方面受到的训练真的很不足。不仅课堂训练不足，个人的自我训练尤为不足。
很多人可能认为写作基本上只是和文学有关的事情，其实在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写作都和文学无关，比如领导的讲话稿，研究报告和论文，申请材料和报告，商业计划书，广告策划，专业著作，博客，等等。
我上中小学的时间加起来只有8年，回想起来中小学期间受到的写作训练还真是很有限。我上大学之后也没有专门学过写作，所以我绝不能够说我的写作训练有多好。我倒是很想有机会去专门学习一下。
上周上海交大的孙淮教授来访问，他就谈到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和学生一起修改论文，说自己的角色完全是象中学语文老师一样，要为学生修改最基本的逻辑和语法错误。在座的每一位教授都深有同感。
写作与研究能力
我在和学生修改论文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学生的写作能力的确很成问题。写作能力无关语言，因为写作的最重要之处在于逻辑和对相关材料的组织。但是我常常看到的写作却不过是没有实实在在的论证和分析的说法，只是把一些没有被理解的事实和数据堆砌在一起。从主观上讲，这样写作的人其实根本没有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有多少价值。
我个人的感受是写作能力其实和研究能力紧密关联。没有经过严格写作训练的人，其研究能力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把所有收集到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整理，并且写作成为有内容和叙述清楚的研究论文的过程，对研究的提高和进一步问题的提出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很关键。很多人的研究无法深入下去，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估计跟不能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明确认识更多和更深入的问题有关。
个人经验
我在做博士期间的每一篇论文都有经过导师的很多次仔细的修改，而我交给导师的论文初稿绝对不像我的学生们交给我的论文初稿那样粗糙。我在导师的论文修改过程中的确能够感悟到他和我的思路与逻辑上的差异。最关键的是，我的导师绝不会把一篇论文在没有反复修改之前随随便便地投稿出去，我感觉得到他在修改过程中是不断地在调整他自己对论文的内容的认识、逻辑的关联和对文字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不停地考虑这一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和其它的研究问题之间的可能的潜在联系。这种过程对我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从中学到的最重要的道理是：写作是一个绝对需要用心的事情。我现在在修改任何一篇论文时都总是在定稿之前不断地反复思考整个论文的内容、逻辑和文字，是否可以有别样的说法，以及和其它相关研究的关系。学生一开始总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不立即修改他的论文初稿，而总是在让他试试这样写，试试那样写，好像我在敷衍。其实这是因为我对如何修改这篇论文还不够有把握，因为他给我的初稿往往是太粗糙，逻辑结构很不成熟。我必须从这些材料中找到更好的逻辑结构，还必须让把很多初稿中被忽略的实验和理论分析的细节一点一点地从他们那里挤出来。如果他们能够在准备初稿时就注意这些细节，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任何人只要比较一下初稿和最后的定稿的差别就可以清楚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结束博士后工作回国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对我说，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和你一起从头到尾地做一遍，是一个遗憾。我问什么事。他说，就是从头到尾和你在一起修改一篇研究论文，这对你将来做研究非常重要。最后他说，当然，相对来讲你的表达和写作能力还不错，只是有很多细节的地方需要进一步磨炼和体会，我们一起做一遍对你来讲提高会更快，以后你自己在这上面多花点功夫吧。我当时听了他的话真是非常感动。
一个极端的例子
王浩兄在美国一间大学做教授。他的博士导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做教授。王浩兄告诉我，他的博士导师在Cornell念博士期间，他的师爷出外sabbatical一年，他的导师就在这期间写好了博士论文的初稿，等自己的导师回来后就交给他，说：我的论文写好了，您给看看。师爷随便翻了一下，就直接把论文扔进了垃圾桶，说：“论文不是这样写的。明天开始，只要我不出去开会，我们两人就一起早餐，每天我们至少改一页。”这样两人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修改这篇博士论文。
据王浩兄说，他导师的这篇博士论文在他们那个行当里面很有影响，正是因为是这样一页一页改出来的。
我们的学生很多时候会觉得这样修改他自己论文是浪费时间。当然，老板可能也不会这么重视论文的写作。学位才是最重要的，论文会不会写，有什么关系呢？
闻道有先后
任何一个受到好的专业化训练的人，都要在事情的细节上下很多功夫。外行的人往往小看这些事情，其实真正重要的训练往往蕴含在其中。虽然有些人会很幸运地遇到比较负责任和功力比较深厚的老师，通过耳濡目染和耳提面命学会依葫芦画瓢。
但这并不一定是人人都有的机会。即使是同一个老师的学生，也不见得人人都有那么近距离学习的机会。孔子的几千门徒，也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做入室弟子，绝大多数也只能在门外等着那七十二贤人传达师父的训示。
好在这些具体的经验和规范并不是不可以被总结的。所以我最近也在试图和学生一起总结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希望能够帮助我的学生们更好地掌握和学习。
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学生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多深的认识。很多时候，当他自己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的时候，他并不会努力地在相关方面去下工夫，反而会认为这些都是吹毛求疵，对自己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老子说：“上士问道，勤能行之。中士问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老子《徳经》第三章）我估计我说的这些道道，大多数人只会漠然视之，连大笑之都不会。这世上恐怕下士也不多啊！
写作与生命
一个人的音容笑貌可以通过照片和录像记录下来，他生活和工作中的思想、情感和经验，以及他在其中的努力和挣扎，却只能通过他的谈话、演讲和作品被传递下去。或许对我们很对人来讲，自己的思想并没有那么重要，可是自己的情感以及经验呢？
在这个角度上，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在自己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都会或多或少地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坏的作家，起码能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记录下来。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呢？搞得不好，那个时候你已经记不清自己经历过些什么了。那个时候大概只能叹息一声：
逝者如斯乎？
民间的抗议
民间的抗议
2008.04.24
不平则鸣
我一直赞成不平则鸣。这一次绝大多数华人都感到不平，所以鸣。
一千多年前韩愈在《送孟东野序》就把人为什么要鸣和如何鸣讲的很清楚。韩愈的意见是：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想要进一步了解的网友，可以去看我去年12月7日的《不平则鸣而已，奔月当然不会》博文。
《不平则鸣而已，奔月当然不会》博文链接：http://159.226.26.14/blog/user_content.aspx?id=12278
民间的抗议
理性的民间抗议值得鼓励。理性的民间抗议往往很有效。这里是一个例子。
BBC编辑关于错误报道的道歉：http://www.bbc.co.uk/blogs/theeditors/2008/04/between_times.html
CCTV复兴论坛《16岁成都少年迫使BBC向中国道歉，使其颜面殆尽》博文链接：http://fuxing.bbs.cctv.com/viewthread.php?tid=11771712&extra=page%3D2
BBC编辑的确有道歉，至于颜面，估计还没有殆尽。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所以还需要时刻提高警惕。
“人肉监控”外国媒体
在国外住过很久的人，对于国外媒体常常存在的关于中国的错误和歪曲报道绝不会陌生。
建议以后网民们对国外的媒体进行“人肉监控”，随时发现他们关于中国的错误和歪曲报道，并且有选择地进行有效的抗议。
我在《西方媒体的偏见与北京奥运及其它》的博文中说过，“北京奥运其实带给了中国人民消除自己和别人偏见的机会”。
我对任何媒体中存在的众多歪曲早已见怪不惊，对于网络和博客中的众多歪曲也早已经不怪不惊。大家对国外的媒体如果了解，就不至于如此吃惊。
还是那句话：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而不只是嚷嚷。
《西方媒体的偏见与北京奥运及其它》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1319
抗议的不同方式
抗议的方式有很多。我在《民间科学家的抗议》博文中讨论的是一种不平则鸣的方式。
杨玲兄说：“复杂的事物，不要去问做了有什么结果”这也是一种方式，一种把抗议当成过节的方式。
杨玲《关于抵制的n个寓言-加强版》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2663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最好不要乱开炮。一方面是不要乱向敌人开炮，高射炮打蚊子；另一方面是不要打不着敌人，一急之下就老是向自己人乱开炮。
那个王千源就是自己搞不懂的事情乱开炮，亲者痛，仇者快。
这一次中国民间的抗议，显示了力量，不知道奥运会之后还能不能保持。
民间科学家的抗议
民间科学家的抗议
2008.04.22
90年代初在纽约的时候，我曾经为钓鱼岛主权问题在时代广场抗议过小日本，也在纽约唐人街参加过反对台独的游行。因为在美国很长时间，经历过很多事情，后来也游历过一些不同的国家和地方，读过不少资料，因该还算是比较了解美国和世界不同地方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基本态度。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作为民间科学家如何表达自己的抗议。
Ahmed Zewail的博士论文
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做博士后时，曾经在Robin Hochstrasser教授的实验室借他的激光器做过一些实验。Robin是Ahmed Zewail的博士导师，那个时候Zewail还没有获得Nobel奖，但是作为同行那个时候基本上都知道他获得Nobel应该是迟早的事，只是没有人觉得他会在1999年我回国那一年因为在飞秒化学上的贡献独得Nobel化学奖。
Zewail是我博士导师的好朋友，经过纽约时总要到我导师家做客。我博士期间在Chemical Physics Letters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作为主编的他亲自审的稿，而且在他经过纽约时在我导师的办公室按照他的建议修改后打印出来交给他带回去发表的。
长话短说，我实验之余常在Robin实验室的阅览室翻阅书架上的一些杂志和资料，包括以前学生的博士论文。我当时发现有好几本Zewail的博士论文，翻开之后看见论文的献辞写着：
To all those who have died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oreign and local oppresses.
Thei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form our most precious heritage.
译文：献给那些在反抗外国和本地的压迫者而牺牲的人们。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形成了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因为我很喜欢这本论文，Hochstrasser教授组的学生就说：我们老板也不是很高兴他，你要是喜欢可以拿一本。我拿了一本，后来还真派上了用场。
Zewail于1974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的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当时正是埃以第四次中东战争即所谓赎罪日战争（1973.10.06-1973.10.24）之后。Zewail在他的Nobel自传中说：
The research for my Ph.D.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a degree were essentially completed by 1973, when another war erupted in the Middle East. I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returning to Egypt to be a University Professor, even though at the beginning of my years in America my memories of the frustrating bureaucracy encountered at the time of my departure were still vivid.
Nobel基金会Ahmed Zewail的Nobel官方网页链接：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chemistry/laureates/1999/index.html
所以，上面那一段话明确无误地是Zewail当时在强烈的民族感情驱使下写下的见证。Zewail被宣布获得1999年Nobel化学奖的那天晚上，我代表我们实验室起草贺词传真给他。我连夜把他的论文找出来，将上面那句话引用在里面。
一个犹太人与一个阿拉伯人
顺便说一句，我的博士导师是美国的犹太人，Zewail是阿拉伯人。他们两人在1996年有一个周末到纽约格林威治村的酒吧去喝酒，结果被一个女人搭上闲聊。她死活不相信如果一个犹太人和一个阿拉伯人穿着笔挺地在一起除了是美国和中东的银行家和石油大亨之外还有什么其它可能。Zewail告诉她，We are physical chemists。她表示不相信。她的回答是，I am a whore。Zewail也不信。第二天我们到我导师家作客，导师谈起这件事，我们一起乐了好半天。
科学是财富之外另一个可以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因此科学也自然会和金钱联系在一起。可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要把科学和财富分开，还要问为什么中国科学没有原创性，那就去请公鸡先生下蛋吧。
Zewail的自传
Zewail有一本很好的自传，叫做Voyage Through Time，英文版于2002年出版。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我2003年在Zewail教授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的书店买了一本，上面有Zewail的亲笔签名，立刻手不释卷地读了一遍。2004年Zewail到北京接受北京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我请他又在上面签了一次名。
我其实不喜欢做人的粉丝，只是因为我的这本书买回来之后正好用在他的中文翻译出版过程中，我觉得再请他签个名多一点意义而已。当时是某一位国外的著名科学家给路院长推荐，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第三世界科学家的自传，对青年学子尤其是中国的青年学子会是很好的激励，建议翻译成中文版出版。科学出版社组织的一个翻译小组一两个礼拜就拿出了译稿，然后请我们实验室的孔繁敖老师校对和检查其中的涉及学术和历史事实的错误，但他们并没有给他原文。幸好孔老师知道我不久前刚买了一本原版，于是就借去用。后来孔老师告诉我，因为时间紧，他也没有时间仔细校对，还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来不及细改，稿子就拿去就印刷出版了。我后来仔细看过中文版，的确错误很多，不过不损其基本内容，仍然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
卓越网《穿越时间的航行——我的诺贝尔奖之路》一书中文信息链结：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DT_RV&uid=000-0000000-0000000&prodid=zhbk937676
Amazon上Zewail自传《VOYAGE THROUGH TIME》英文信息链接：http://www.amazon.com/VOYAGE-THROUGH-TIME-H-Zewail/dp/9774246772
Zewail在他的自传中讲述了他自己如何从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第三世界国家到美国求学，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一个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历程。书名Voyage Through Time非常有寓意，贯穿古老悠久的文明和超短时间尺度的飞秒化学（一飞秒等于一千万亿分之一秒）的共同主题，都是人类奇妙的时间之旅。
Zewail在书中也谈到自己当年作为阿拉伯人偶尔在美国学术界受到的不公对待。比如当年他到Princeton大学申请教授职位时，就有教授叫他回埃及去。Zewail获得Nobel奖之后在Princeton演讲，专门提到此事，那里的人只好不断地向他道歉。
当然他也提到他在美国受到的鼓励。Zewail在1980年代初当助理教授是做出的第一个重要工作，就得到很多他尊崇的科学家前辈的主动肯定，在他特别提到的那些人需要感谢的人的名字之中，我的博士导师也名列其中。
民间科学家的抗议
我在去年九月的博文《赞美民间科学家》中，介绍了Freeman Dyson的书Scientist As Rebel（《作为反叛者的科学家》）。
博文《赞美民间科学家》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6945
科学家作为反叛者，原则上一方面是非常温和的，另一方面又是非常坚定的。Freeman Dyson以Benjamin Franklin为例说：
Benjamin Franklin combined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the qualities of a great scientist and a great rebel. As a scientist, without formal education or inherited wealth, he beat the learned aristocrats of Europe at their own game. His victory encouraged him to believe that he and his fellow citizens in America, without much training in military strategy 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uld beat the aristocrats of Europe at warfare and diplomacy.
译文：本杰明 富兰克林比任何人都更好地兼具了伟大科学家和伟大的反叛者的品质。作为一个没有正规教育和继承得来遗产的科学家，他在欧洲的有学识的贵族们自己的竞赛中击败了他们。她的胜利激励了他自己相信他和她的美国同胞们，尽管没有很多军事策略和国际政治的训练，也能够在战争和外交上胜过那些欧洲的贵族们。
Dyson进一步说：
Franklin achieved great things as a rebel because he was aiming to build a new society rather than to destroy an old one. Franklin built institutions to last.
译文：富兰克林作为反叛者成就了伟业，是因为他的目标是致力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而不是摧毁一个旧的社会。富兰克林建立了能够长久存在的制度和社会机构。
Zewail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西方人的竞赛中胜出，至今他的博士导师还在为此大为憋气，七十多快八十了还不肯从实验室退休。Zewail不仅胜出了他的老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一个科学领域的发展，这些都将作为全人类的知识载入史册。
我从来不明白的就是，那些有机会却又不能够在国际上让人服气的人，如何能够振振有词地证明自己是好的中国人。
我从来非常支持民间意见的表达，不过并不赞赏暴民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愤怒是正常的，不过如果表达完愤怒之后没有建设性的想法和行为，意义却不大。
如果一个小小CNN的节目主持人Jack Cafferty就可以让千百万中国人神魂颠倒，那么我们是不是太容易受外在的力量干扰了？要是张召忠教授当年在中央电视台上评论一下，美国国防部就来抗议三次，那巴格达还要不要拿下了？
《原来是这位Jack》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1809
正如Dyson所说，其实任何人能够做得最好的是在大家公认的竞赛中凭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胜出。
另外，最好不要乱开炮。一方面是不要乱向敌人开炮，高射炮打蚊子；另一方面是不要打不着敌人，一急之下就老是向自己人乱开炮。比如那个王千源，和那些威胁她的人。
这是我作为民间科学家的抗议态度。
《新华时评：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就是最大的爱国》：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4/19/content_8006485.htm
幼儿园娃娃抵制家乐福
幼儿园娃娃抵制家乐福
2008.04.21
今天下午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女儿很着急地说今天要我赶快带她到家乐福去买前几天她看中的一款芭比娃娃，因为班上同学说五一的时候家乐福不开门了。我问老师，老师说有小朋友带了纸条来，上面说要抵制家乐福。
回家路上我给女儿说家乐福五一关门是没有的事儿。我问她同学都还说些什么。女儿说，同学还说中国人不喜欢法国人了，老师也这样说。女儿虽然知道法国、巴黎以及埃菲尔铁塔，但她当然不知道家乐福和法国的关系。我可不想让她去操心这些复杂的事情，所以就告诉她：幼儿园小孩讲的事情，有很多都不是真的。对这一点她颇有直接经验，所以对我的这一说法欣然接受，不再追问有关家乐福和法国人的事情。
其实女儿看中的芭比娃娃根本就不在家乐福，而是在家乐福旁边的一个玩具店。她要是搞得清楚，早就不在幼儿园混了。
如果她现在就学会了抵制这个，将来还不知道会抵制什么。前一段时间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1999年还在上小学，因为当时美国导弹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小子就开始抵制学习英语，后来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回心转意。
小孩子家，连自己是哪里人都搞不清楚，没法跟她讲清楚那些政治上的事情。这丫头出生在北京，可是户口本上明明写的是籍贯四川。爷爷奶奶告诉她是四川人，连周围认识我父母的邻居见了她都叫她是小四川，可是她还是认为自己是北京人。
对于她的这一错误观念，只有等她长大一点再来慢慢地纠正。
补充：
我小学同学他哥，上幼儿园时跟着老师喊革命口号，结果把“打到刘少奇，拥护毛主席”，喊成了“打到毛主席，拥护刘少奇”。追查幕后黑手的结果，因为他家是三代工人阶级，肯定不会有问题，于是幼儿园出生不太好的一位女老师被指定为黑手，于是就上吊自杀了。我父母一直心有余悸，所以小时候从来不给我讲政治问题。我也一样，不给小孩讲政治问题，厌恶给小孩讲政治问题。
一所江南名校的沧桑
一所江南名校的沧桑
2008.04.20
安徽师范大学80周年校庆在这个周末举行。我礼拜五和礼拜六应邀在安师大做了两个报告。今天早上我淋着大雨参加了校庆庆典，匆匆赶回北京，因为明天上午还要和学生们一起开每周一次的小组讨论会。
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28年4月创办于安徽安庆的省立安徽大学，1945年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于1949年12月迁往安徽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和现在的安徽大学还有一个校史和名字之争。安徽师范大学80年来的沿革，真是让人眼花缭乱，从中不难看出这所曾经的江南名校历经的沧桑，让人感到心痛。
安徽大学当年的校长国学大师刘文典，因为和蒋介石直接顶牛，被迫离皖，到清华大学做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今天的广西师范大学领导，在教育部评估的女秘书面前只能以点头哈腰为荣（其它学校也好不到哪里去）。建校于1932年的广西师范大学不得不沦落到这步田地，难道不能让所有的中国人为她感到心痛？
悲！
李世春《中国大学的姑奶奶真漂亮》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1293
《新京报：谁让评估女秘书“紧张得坐不住”》评论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420104645568205538.html
来源：http://www.ahnu.edu.cn/indexxq.php
********************************************************
用档案做证 解校史之争（转载）
原文链接：http://www.anshida.net/viewthread.php?tid=26734&page=2&authorid=1096
解放前的安徽大学成立于1928年，该校档案现存安徽省档案馆。现在安徽大学与安徽师范大学都坚持认为解放前的安徽大学是各自的前身且写进校史，1988年，为举办60周年校庆几乎引出一场官司来。
那么，该如何解决两校的校史之争呢？笔者认为应该以档案材料为凭，实事求是地搞清这一问题。
首先，看一看解放前的安徽大学沿革。
解放前的安徽大学建于1928年，校址安庆（现安庆师范学院所在地），当时称为安徽省立安徽大学，1939年因日寇入侵被迫停办，1946年安徽大学恢复，改省立为国立。1949年4月，安庆、芜湖先后解放，同年5、6月间，南京市和芜湖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接管了国立安徽大学和安徽省立学院，7月中旬，长江洪水泛滥，国立安徽大学被淹，10月，华东局文教部决定以安徽大学和安徽学院两所大学为基础，合并改组，重新建立安徽大学。同年12月，国立安徽大学从安庆迁往芜湖，从此，安徽大学开始了新的历程。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安徽大学成立师范学院、农学院两个学院。1954年2月，中央教育部决定取消安徽大学校名，分别建立安徽师范学院、安徽农学院。1958年省委决定安徽师范学院的文科系迁往合肥，与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建立合肥师范学院。1960年，安徽师范学院更名为皖南大学。1970年省委决定，合肥师范学院迁回芜湖，与皖南大学合并。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安徽师范大学。由此可见，解放前的安徽大学、安徽学院等都是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当然，其中的演变过程比较复杂，但都是有档可查的。
其次，解放前的安徽大学历史档案是由谁移交到省档案馆的，搞清这一问题也很重要。
根据安徽省档案管理局（62）档字第8号《关于继续收集旧政权档案的通知》，皖南大学在1962年3月15日形成皖办字第050号文件，要求将其接管的解放前国立安徽大学、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安徽学院皖南分院三校档案移交给省档案馆。省档案管理局1962年6月11日复函：“皖南大学：三月十五日皖办字050号报送敌伪档案目录的函收悉，经研究这部分档案对你校的校历工作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如交省，你们利用不便，为此，仍由你校妥为保管为荷。”
1963年11月22日，省档案管理局又来函：“皖南大学：根据国务院和省人委的指示精神，你校所保存旧政权时期……三校的部分历史档案需移交给省档案馆统一保管，……请于十二月上旬派人将该部分档案送至省档案馆（运费由省报销）。”皖南大学在1963年12月11日形成皖字230号《送上旧政权时期历史档案请予点收》文件：“安徽省档案馆：接安徽省档案管理局11月22日来函，特将我校保存的旧政权时期‘国立安徽大学’、‘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安徽学院皖南分院’三校的部分历史档案共大小十一箱，造具移交清册一式二份。此派李觉非同志送来你馆，请予点收。”这些有关档案文件连同《皖南大学代管旧政权档案、帐册移交清册》现依然保存在安徽师范大学档案馆。
以上足以说明：国立安徽大学的历史档案是由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 ─—皖南大学移交到省档案馆的。
此外，我们从安徽师范大学档案馆所保存的两枚印章来看，解放前的国立安徽大学、解放初期的安徽大学及安徽师范大学的确是一脉相承的。两枚铜质方印，皆由印制局造，铸有篆文“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关防”、“国立安徽大学关防”，并分别刻有国字第七千五百三十九号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国字第八千七百一十七号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字样。
现安徽大学与解放前的安徽大学究竟有没有关系呢？“现在的安徽大学是1958年重建的，建校之初叫合肥大学①”。合肥大学1958年8月25日印发的（58）（校办字）第1号文件《关于启用印章的报告》可以证实这一点。该报告写道：“我校筹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自即日起开始用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办字第00840号通知颁发之‘合肥大学’钢质印章，特附上印模请予备案。”
那么合肥大学又怎样变成了安徽大学呢？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到合肥视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合肥大学校长曾希圣请毛泽东同志为‘合肥大学’题写校名，毛泽东同志说：‘合肥没有名气，还是安徽大学好。”当夜，毛泽东同志就为‘安徽大学’题写了校名。” ②于是就有了合肥大学（58）（校办字）第26号《关于启用安徽大学印章事》这份文件，原文如下：“合肥大学已改名为安徽大学，并于10月31日启用安徽省人民委员会颁发之‘安徽大学’钢质印章，原‘合肥大学’印章同时作废上缴，特此函告。”具款日期是1958年10月24日。
很显然，现安徽大学的前身是合肥大学，是一所新创办的大学，与解放前的安徽大学除了校名相同外，并无其他任何关系。
综上所述，我省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三所安徽大学，即解放前的省立、国立安徽大学（1928—1949）、解放初期的安徽大学（1949—1954）和现在的安徽大学（1958至今），不明白它们间的关系是易于产生误解的。笔者对客观存在的三所安徽大学内部联系所研究的结果是：解放前的安徽大学—解放初期的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是一脉相承的，安徽师范大学的校史始于1928年；现安徽大学的校史则始于前身1958年建校的合肥大学。这就是实事求是。
——————————
①晓月：《毛泽东为安徽大学题名前后》《安徽档案》1993年第4期。
②朱仇美主编：《安徽高等教育概况》第29页，1985年内部发行。
本文所引未注明出处的，均见安徽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德国人对西藏的兴趣
德国人对西藏的兴趣
2008.04.17
我来自四川与西藏交界不远的地方，也关心人权和自由，可是我还是对西藏问题没有德国人那样的热情。
一个以古板和冷漠形象著称于世界的民族，对于任何事情的狂热都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了解一些纳粹德国的历史，我有时候会无端怀疑德国人对西藏超乎寻常的兴趣是德国文化中和纳粹文化没有划清界限的哪些神秘因素的结果，尽管今天可能没有任何德国人会承认这一点。但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希特勒的Swastika就是从印度梵语中来的。
人们往往认为德国是对二战和纳粹反省较好的民族，但我发现这只有在他们放弃他们并不存在的民族优越感的时候才可能是真的。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觉得德国社会在根子上会比日本社会有多少差别。
希望有兴趣的人多提供一些看法。
《希特勒的西藏计划》链接：http://www.gogocn.com/article/2005123132617_288.htm
*************************************************
希特勒的西藏计划（转载）
六十多年前，陷入困境的希特勒妄想从西藏找到颠覆世界的力量……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6月16日文章】题：希特勒的西藏计划(作者 格奥尔吉·佐托夫)
不久前，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政府宣布，纳粹第三帝国部分档案只有到2044年才能解密。也就是说，真相的昭示要在事件本身发生百年之后。不仅如此，部分高度保密的档案甚至到那时也未必能够公开，其中包括以臭名昭著的纳粹“冲锋队”成员海因里希·哈勒为首的5名党卫军分子西藏秘密探险的资料。希特勒曾亲自下令，要这群纳粹分子秘密前往西藏，去寻找一个名为沙姆巴拉的神秘地方。据传说，那里隐藏着地球轴心……
“沙姆巴拉”的力量
1942年11月28日，正是纳粹军队在斯大林格勒陷入重围、在非洲遭遇溃败之时，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于这一天拜见希特勒，并递上了一份长达2000页的报告。他们进行了六个小时的单独会谈。希姆莱在报告中(其中流失的一部分1990年被首次公开)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建议——立即派遣由经验丰富的登山运动员和学者组成的特工小组前往西藏，去寻找沙姆巴拉洞穴。
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主义者，希姆莱顽固地坚信，如果把世界轴心转到相反的方向，就可以使时光倒流，让纳粹德国回到不可一世的1939年，还可以改正所犯的一切错误，重新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他的建议中附有地图，标明了沙姆巴拉的大概位置。这张图是纳粹分子1938年第一次西藏探险时绘制的。那次探险的摄影胶片战后在德国一共济会所在地被发现，根据官方说法，胶片在1945年秋天的科隆火灾中被烧毁。有传言说，胶片中拍摄有沙姆巴拉入口及世界轴心的图像。
英国历史学家维克托·普劳德富特说，1945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在对半破坏的帝国大厦进行检查时，在地下室发现了一名被打死的西藏喇嘛的尸体。据悉，纳粹德国曾寄希望于神异玄虚的异教学说，希特勒在被围如瓮中之鳖、行将灭亡之际，还念念不忘沙姆巴拉，仍希望能够找到这根救命稻草。希特勒本人关于“奇迹”的讲话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45年春开始，这些讲话就陆续传出。
探险队神秘失踪
1943年1月，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纳粹5人探险小组从柏林出发，踏上了前往西藏的亡命之旅。
来自奥地利的纳粹分子、职业登山运动员海因里希·哈勒和希姆莱的心腹彼得·奥夫施奈特任领队。不过，整个小组五月份就在英属印度被捕入狱。事情的前后经过无人知晓，但这群党卫军分子竟然很快成功逃脱，并在年底到达了西藏。此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谜。
身居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在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说：“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海因里希·哈勒。战后的1948年当他来到西藏首府拉萨时，我与他相识。哈勒已经在西藏漂泊了整整5年，其间一直在寻找沙姆巴拉。只是在偶然遇到一名印度商人后，他才得知德国已经投降，战争已经结束。那时候他的小组中只剩下奥夫施奈特。”纳粹探险小组到达西藏时，达赖喇嘛只有7岁。
那么这几年内，探险小组都去了哪里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哈勒在西藏冒充从英国人手中逃出来的德国推销员，最终找到了世界轴心，但他不明白如何让它反向。至于他的另外3个同伴去了哪里，无人知晓。
而根据有关沙姆巴拉的传说，地球轴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根本无法靠近。正因为如此，沙姆巴拉在神话中才被认为是控制全世界的中心。谁接触过它，谁就不仅能成为时间的主人，还将拥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获得生物保护场。不仅如此，还有传说称，沙姆巴拉的能量可令人长生不死。对此深信不疑的希姆莱甚至计划在找到传说中的世界轴心后，向西藏空投几千名空降兵，以组建一支不可战胜的“不死军团”。
对“世界轴心”不死心
关于希姆莱‘西藏计划”的第一批正式资料直到90年代初才公开。此前历史学家只沉湎于模糊的传言之中，据资料记载，哈勒结束在达赖喇嘛的宫殿里教英语的工作后，于1951年离开拉萨回到了奥地利。他随身带了一大堆档案，但很快就被英国人没收。
后来哈勒出版了回忆录，名为《西藏七年》。许多年后，直到好莱坞影星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同名电影推出，这本书才广为人知。但是当记者获得希姆莱报告的部分内容时，哈勒已经去世，他到死也没有正式承认是被希姆莱派往西藏的。英国政府也拒绝解密纳粹西藏探险的档案，包括胶片。(参考消息)
回忆我的博导生涯
回忆我的博导生涯
2008.04.16
刚才看了有关复旦博士生李开学的报道和评论，觉得很不是滋味。
南都周刊《复旦44岁博士生猝死书桌前 已读5年2次延期》报道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415141027695205377.html
张若渔《李开学猝死，一个苍凉手势的意味》评论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41617231711205440.html
Leo Tolstoy（托尔斯泰）在小说Anna Karenina（《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第一句话是：Happy families are all alike; every unhappy family is unhappy in its own way.
任何一个悲剧发生之后，都可以有很多的“如果…，那么…，也许…”的假设。不过这都于事无补。
所以我想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第一个从我的研究组答辩的博士生饶毅，是我所有学生的大师兄。他只比我小一岁半，他的儿子小饶现在已经在纽约念高中，而我的女儿还在上幼儿园。
从2000年9月到2004年3月，饶毅在我的研究组一共工作和学习了三年半，发表了两篇SCI的文章，做出了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他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我自己学术独立之后在国际上发表的第一篇正式论文，刚好在他按期毕业前几周被一字不改地接收发表。评语说，这篇论文会成为该领域的一篇经典文献。虽然我后来了解到这个评语是我以前国外的一个同行好友写的，不过他当时倒是的确没有夸大其辞，因为那篇文章捋清了不少既往的糊涂账，也成为后续工作的概念的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饶毅的这个良好开端作为基础，也不会有我们整个小组所取得的所有进展。
饶毅是湖北人，是我在武汉捡来的学生。我2000年初到武汉大学去做报告，住在武汉分院的招待所。那个时候正好公布当年博士考试分数线的时候，不知道他怎么就到招待所找到了我，问可不可以做我的研究生。他找上我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原来的单位不同意在入学时给他提供档案和人事关系，所以他原来报考的高校没法去，他想到中科院来试试运气。幸好那个时候科学院在这些问题上比较自由，不象高校那样要求在入学时就必须转入档案，只要求学生保证在毕业时能把档案转入，否则到时没办法授予学位。就这样饶毅跟上了我。
饶毅来了以后，我才知道他虽然有某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但他大学念的是专科。好在那个时候专科的质量比现在的大多数本科还扎实，所以他在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先天的不足，这是我的幸运。当然，因为他的基础开始看起来较差，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对他太放心。后来我发现做好的导师的一个诀窍就是对所有的学生都不能太放心，尤其是那些看起来不错的.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导师的经验，是我最初的几个背景不够强劲的学生给了我这个机会，使我没有走上歧途。
当然我也给了他机会成为一个非常能干的学生。一个人刚开始做教授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管学生的经验，实验室的条件也很差，当然这就给了学生莫大的锻炼的机会。我最早的几个学生明显要比后来的学生更能干，正是因为他们很多事情是从零开始摸索，没有办法依赖别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先天的长处。
饶毅刚来的时候，我估计他的理想应该超不出混个学位，然后有个更好的工作机会之类。他的长处是即使对结果期望不一定高，在研究中还是总能习惯性地显露出一种看得见的求知欲。他在实验中遇到困难，怨天尤人的时候比较少，总是想办法或和我讨论后自己动手解决，而不是在实验室装神弄鬼地设个神龛之类的企求各路天神保佑。当然，他也没有别的选择。这些年来他在非常复杂的激光物理化学实验方面的内行程度早已超出了我的想象，谁回想到他在此之前根本没有触摸过这些玩意儿呢？我每一次看到他经过努力弄懂某件事之后的满足模样，就感到一种油然而生的莫名欣喜。
我们一开始的研究并没有多少进展，所以我估计他当时也会对我有很多意见和抱怨。不过他几乎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露过这些。那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研究只有一些粗略的方向性的想法，还没有找到学术上真正的突破点，所以也不能给他很具体的指导。不少人那个时候可能已经都在腹诽我不学无术，空背着中国科大和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些名校的牌子。也可能是饶毅本来对自己的期望就不高，所以他竟然还能在实验室中坚持。我其实不知道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自己能不能做到他那样。
我当时不知道的事情是因为饶毅“私自”到科学院念博士，他的原单位竟然将她的太太下岗，结果他全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靠向亲友借钱维持。其实就算我当时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去接济他。一方面是我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另一方面那也不是我的责任。我或许能救得了他的一点急，但绝对救不了他全家的穷。所以我很感谢他从来没有和我提到过他的困难，没有让我为自己研究之外的事左右为难。
2002年我女儿出生之后不久，我还常常在办公室和饶毅他们熬夜。饶毅对我说，王老师，我以为你家小孩刚出生不久，你会忙不过来就不管我们了呢。我开玩笑说，你们不也都是我的小孩吗？
饶毅一开始的研究走了些弯路，好在当时有小土鳖黄岩谊帮了大忙，否则我给他计划的实验要做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2002年夏天我在西雅图的光学会议上和在波士顿的美国化学会年会上各做了一个报告。在波士顿报告的是饶毅在实验室刚获得的新数据。虽然那些数据很有趣，但我们当时还没有办法解释。真正给我们信心的是虽然我告诉大家我们还不能真正理解这些数据，在座的国际同行在我的报告之后却没有向我提供任何可能的解释。当时我虽然并不知道是他们对这些数据不感兴趣还是的确不知道答案，但我的感觉是我们要么是摸到了重要的东西，要么是在白费力气。
从波士顿回来之后，我和饶毅就加班加点地试图理解那些数据。终于在2002年9月底把理解所有数据的整个理论框架发展了出来。我们灵光闪现的时刻发生在其中一天的晚上12点之后我和饶毅回家和回宿舍的路上的中关村二桥的人行道上。后来这些年我们就一直在这个框架上深入做文章，其它就不用说了。
饶毅还没有毕业，就有好几个国外的教授向我要学生去做博士后，其中包括我以前的博士导师。虽然他也有其他不错的博士后的offer，我还是鼓励他去我以前的博士导师那里继续受苦受难。当时正值9.11以后去美国签证最困难的时候，我一直建议饶毅不妨自己先去签证，因为全家一道签机会小。可是他说太太和儿子这几年为他的学业牺牲不少，他无论如何得全家一起去。结果他连续去签了三次，花了无数的签证费，终于如愿以偿。
饶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链接：http://www.columbia.edu/cu/chemistry/fac-bios/eisenthal/group/pages/Members.html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饶毅都是一个扎实可靠的科学家。他目前的唯一问题和我一样，就是发表的论文数目比较少。他最让我感动的是我自己居然有能力让一个他这样表面上看来做学问希望不大的人成为一个扎扎实实的科学家，能够在国际同行那里受到起码的尊重，并且有充实的家庭和生活。他现在研究的很多东西，无论在实验手段上还是理论上度已经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虽然我知道这不全是我的功劳，但至少可以让我假装是，这就够了。
仔细想想，我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导师应该怎样，研究生应该怎样。我知道得最清楚的不过是一件事情应该有它自己的标准和发展的过程，我们最好不要违背，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争取使事情变得更好，或更坏。
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世界上有幸运的人，也有不幸的人？因为事实不可改变，所以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否定它们的存在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这些没办法解释的事实也就给人带来了疑问。
我有时候又在想，如果那次去武汉是饶毅正好没有找到我，事情将会怎样？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会意识到这的确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想多了也无益。
我最快乐的是，去年夏天又在波士顿去开美国化学会年会，在那里我遇到好几个自己的学生。我最兴奋的仍然是和饶毅在一起讨论问题，一起一大早赶到会场去听报告。当何毓琦先生邀请我去他家作客时，我也邀请饶毅和我一起去。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大概是命中注定的，而且难以捉摸。所以我们常常只能说：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夫复何求？
起码，任何时候这样说都会让人感到一点欣慰。
（注：真是奇怪，刚才突然觉得我在写这篇时居然有一点鲁迅写藤野先生式的感觉。明天要出差，就此搁笔先。）
听江才健先生演讲杂感
听江才健先生演讲杂感
2008.04.15
周末抽空去院图听江才健先生的演讲，题目是《由科学在文化中的定位看科学实证与文化意义》。
《著名科学记者江才健做客中国科学院科学文化论坛》信息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classinfo/info.aspx?id=4878
可以说，江先生是两岸三地中国人中比较少有的关心科学和文化的人物，他提出的不少问题也的确值得一般人去思考。不过我总觉得他有些夸大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科学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
其实按照英国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Harold Kroto在Science－a round peg in a square world的演讲的说法，科学在任何社会中都与大多数人的思维和习惯格格不入。正因为如此，Karl Sagan才把科学说成是黑暗中的烛光，而绝不是什么大放光明的灯塔。所以，江才健先生认为中国人恐怕不如西方人那样能够自然而然地恰如其分地接受科学文化，很值得商榷。中国人根本不需要都接受科学，只要有一些能够接受和做好就行了。
博文《货真价实的科普（二）：Harold Kroto》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575
爱因斯坦说科学不过是对我们日常经验的精炼（refinement）。所以科学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只是要有能力去做refinement需要专门的训练，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比较困难而已。江先生大概是年轻时候对科学的期望过高，而在学习refinement阶段未能深入。这种情况下，年轻时还能保持对她情有独钟，围着她的帐篷等待她的皮鞭，但年纪大一些之后不免就越发对她感到失望。
不了解科学和科学家的人常常看到科学成就的激动人心和有成就的科学家深邃的一面，了解了不少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人常常还能看到那些不成功或者异类的科学家的幼稚和癫狂的一面，但是人们常常对常态下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家了解不多。我觉得以江才健先生的气质和兴趣，他比较难以理解那些常常在实验室中get hands dirty的科学家们的辛苦和乐趣，也许这是我的偏见。
我常常回头读自己前面写的论文的时候，会对自己当时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在很细节的一些问题上咬文嚼字感到不解。在这个时候，我才会体会到我读到的同行们的论文中煞费的苦心，虽然很多时候这种苦心世界上其实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领会到，常常不过是明月空照沟渠而已。
我赞同Kroto的说法，科学很大程度上是a round peg in a square world，常常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同时，我也同意Karl Sagan的说法，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也是我们需要用来照亮这个黑暗世界的烛光。
江先生期望的那种激动人心和动人心弦的科学，偶尔也许会有，只是杨振宁先生那种能够得到上帝礼物的天才，大概是不会再有了。江先生担心现在社会对科学的期望和崇拜太多，我觉得是多虑。老百姓对科学从来是敬而远之的，无论古今中外，他们都更会对巫术着魔。
对了，您问杨振宁是哪一位歌星，您到《精品购物指南》上准能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