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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学术批评的规范
－一些例子

2008.03.09

应该没有人反对学术批评需要有一定的规范。这些规范的形成原则上是为了促进知识和学术的交流，而不是其它目的。

学术中最重要的是对新现象的发现与描述和提出有创见的学术思想。对于没有创见的结果和思想的讨论在学术上的意义极为有限；对于有创见的新结果和思想，建设性的和有创见的批评才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因此，我们一般很难看到严肃的学者会去批评和评价没有价值的工作。

我并不了解所有不同的学术期刊对待学术批评的做法，不过在这里还是可以为关心的人提供一些典型的例子。

科学期刊

国内的科学期刊很少有comment和reply/response，至少我自己几乎也没有见过。我们在2004年对自己2003年发表在《科学通报》（Chinese Science Bulletin）的一篇文章进行一个小的修正（erratum）的时候，《科学通报》的编辑就告诉我们他自己还没有处理erratum的先例。

国际期刊中comments和reply/response，以及erratum也不多，但的确比国内要普遍。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对他人的工作作出评论或自己的工作被他人批评。本周2008年3月7日出版的Science（科学）杂志中，就有一个comments和reply/response的例子。该刊2月22日出版的Science上也有一个例子，可见学术批评在该刊中算是比较普遍的事情。

3月7日出版的Science的目录请见：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vol319/issue5868/index.dtl。

2月22日出版的Science的目录请见：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vol319/issue5866/index.dtl。

其实为了避免过多的和没有意义的comment，Science编辑部对comment的内容的范围限定在最近6个月发表于Science上的文章和观点。Science编辑部也明确地规定被批评的原文章的作者要被给予答复的机会。

Science的相关说明请见以下网页中的说明。

http://www.sciencemag.org/about/authors/prep/gen_info.dtl#categories

Technical Comments (up to 1000 words, excluding references and captions; up to 15 references), which are published only on Science’s Web site, Science Online, discuss papers published in Science within the previous 6 months. Technical Comments should have no more than two figures or tables; authors should submit a brief abstract (less than 50 words) to accompany their comment. The authors of the original paper ar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reply. Comments and responses are peer reviewed and edited as needed. As noted, the full text of comments and responses is published online only; abstracts of the discussions appear in the Letters section of the print journal.

美国化学会的物理化学杂志（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对Comments也有以下相关的规定，也明确给予被批评者以答复的机会。

http://pubs.acs.org/paragonplus/submission/jpchax/jpchax_authguide.pdf

Comments are significant remarks on work previously published (usually in JPC A/B/C) and are restricted to approximately one page (1000 words or equivalent) including tables, figures, and text. There is no abstract. Comments are subject to critical review. If the Comment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work of other Authors, the Editors will generally permit these Authors to reply if approved by the Reviewers.

文科和社会科学期刊

关于国外文科期刊的有关规范，我不是行家。不过以我在这方面的有限的知识和想像力，仍然不难判断出在季广茂教授事件中的《文艺研究》编辑部的处理方法很成问题。

书评在文科和社会会科学的期刊中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对学术著作的评价和批评与对论文的批评和争论显然不同。

下面就是美国历史学会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AHR，美国历史评论）杂志关于Book Reviewing的相关规范的链接。

Book Reviewing in the AHR内容链接：http://www.indiana.edu/~ahr/guidebkrv.html

以下是从中摘出来的一些重要的概括性的话：

Our goal is to be as fair and thorough as we can in surveying and reporting on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scholarship.

Furthermore, we know the significance to our colleagues of being reviewed and reviewing in this journal.

We make that determination by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a particular book fits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generally, a reviewed book should be based on primary research, grounded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its subject, employ a significant methodological technique, or, if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other discipline, inform historical discussions on an important topic.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and quality of its reviews, the AHR has long followed a set of established standards for reviewers. The primary qualification is the publication of one major monograph, although we do occasionally use as reviewers persons in fields in which articles are the principal vehicle for presenting their work and who have published at least three major articles in significant journals. Our intent is to ensure that reviewers have experienced the peer-review process themselves and understand the production of a historical monograph.

We do not dictate the content of reviews, but we do delete passages that are, in our judgment, ad hominem attacks on an author.

我前两天的确到《文艺研究》上把钟华教授的那篇文章找来读了一遍，我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按照基本的学术标准，《文艺研究》上的这篇钟华教授的书评或批评首先就不应该被发表出来。

如果季广茂教授的书一钱不值，就根本不需要对其发表任何学术性的评论；如果季广茂教授的书还有其学术价值，钟华教授的那些批评显然非常成问题，至少无论如何我个人觉得相当多内容完全算得上是ad hominem attacks on an author。

钟华教授的文章属于研究性的文章还是书评，《文艺研究》编辑部和作者自己很容易说清楚。无论是研究论文还是书评，如果要是谈得上属于学术争论与批评的话，原则上没有这种写法。《文艺研究》编辑部自己缺乏学术标准，才能让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造成公害，是难以推卸责任的。

结论

中国的学术期刊，尤其是文科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需要很好地考虑一下什么样的学术规范能够促进学术的发展，这需要很多人去做很多扎扎实实的事情。

看看《文艺研究》上把钟华教授的那篇文章，以及其中的其它相关文章，有点学术常识的人很难不怀疑《文艺研究》何以称得上是学术期刊。能够把钟华这种文章登载出来的期刊，最好不要声称自己是学术期刊，如果世界上还有学术存在的话。

我并不赞成季广茂教授个人的骂人行为。然而，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整个事件中学术上的责任的确是应该由《文艺研究》来负，如果《文艺研究》还要继续号称是学术期刊的话。

这是我作为一个有点学术常识的普通公民的看法，而不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看法。

刘东生：打开黄土万卷书（转发）

2008.03.09

我对地学是绝对的外行。我对刘东生先生的成就的了解仅限于下面这一篇我太太写的文章，以及她在采访和撰写这篇文章过程中兴奋得喋喋不休地告诉我的她采访中的见闻和不管我有没有兴趣都要给我看一看的她采访中收集的相关资料。

实话实说，我常常很厌烦她喋喋不休地给我讲她工作中的事情。第一，我的兴奋点是在我自己关注的问题上，不喜欢别人打岔；第二，我从来不会喋喋不休地把自己研究中的内容或者自己读书中的心得说给她听。所以虽然我偶尔也会在她的文章正式发表之前帮她看看有没有常识性的错误，但我还是常常告诉最好是她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再给我看。而且，我最希望的是她赶快结束她的采访报道，去陪小孩和做家务，这样我可以做自己的研究或做其它事，比如写博客之类。我倒不是说太太应该只服务于我。我的偏见是，做原创性的事情比做介绍原创性的事情更重要。报道那些已经获奖的工作，管他是诺贝尔还是国家科学奖，远不如支持那些还没有获奖的研究重要。当然，事实上我的愿望和偏见很多时候必须让位于现实，但是如果没有坚持这些偏见，现实恐怕早已将我的全部愿望吞没。

那年刘东生先生获得国家最高科学奖，侯先光、陈均远和舒德干三人共同获得了空缺了很久的国家科学一等奖，大概是国内地学界最风光的时候。于是在基金委的支持下，我太太专程出差一个多礼拜去西安、昆明、澄江，和在北京采访了这四位科学家以及拜访他们的研究机构，害得我自己在家带两岁的小孩。不过她因此连续发表了两篇长长的报道文章，是我读到过的对这几位科学家和她们的研究成就最为详细和客观的报道和新闻记录。和一般的宣传报道文章不同的是，这类深度报道使得作为外行的我也可以从中了解到相关工作的来龙去脉以及发现的过程。它们算得上是我太太的心血之作。当然，除开我的牺牲之外，如果没有基金委提供条件支持进行第一手的采访，做这样的报道也不可能。

 《刘东生：打开黄土万卷书》文章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html/shownews.aspx?id=120605

《奏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歌 ——访２００３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侯先光、陈均远和舒德干》文章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html/shownews.aspx?id=117865

值刘东生先生去世之际，将《刘东生：打开黄土万卷书》这篇文章转发于此，以示对刘东生先生的钦佩和纪念之情。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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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生：打开黄土万卷书（转发）

作者：王丹红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4-7-27 8:33:14 
 
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农业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占1／10的国土面积，拥有1／5以上的全国耕地面积，居住着两亿多人口。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刘东生院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中国黄土有250万年历史，完整记录了250万年以来全球古气候变化的过程，是研究全球古气候变化的档案库。刘东生从1954年开始研究黄土，在50年间，他建立了黄土“新风成说”；为环境演化的“多旋回学说”奠基；提出了黄土高原是全球少见的完整环境变化的陆地沉积记录，使黄土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三大国际对比标准之一；他最早发现青藏高原在250万年前发生过快速隆升的证据，开辟了“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演变”新领域。
 
因为卓越的研究贡献，刘东生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世界环境科学最高荣誉——“泰勒环境成就奖”，以表彰他在“认识和应用陆地沉积物来理解全球环境变化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1954年，刘东生在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时第一次接触到黄土。那时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黄土”，他说当时自己“只对鱼化石有兴趣”。2004年4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黄土已经成为我生命里的一部分，一个是离不开了，一个也做不了别的了。”他说，“全世界就我们中国黄土的条件比较好，但我们在实际上的开发太少了，好像是生物学研究DNA，我们认识的只是黄土的一个片段。”
 
从鱼化石专家到地质勘探队员
 
黄河在黄土高原的脊背上川流不息。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滋润了无垠的土地，培育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是，黄河每年从黄土高原带走16亿吨泥沙，其中有一部分沉积在中下游的河床上，这让黄河洪灾频繁，河床高悬。
 
黄土高原位于长城以南、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厚度在50到400米之间，面积居世界首位。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地球条件对当地文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期间，我国人民就在黄土高原上创造了与两河流域、印度河和尼罗河流域等地不同的旱作农业；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利用黄土质地细、湿时可塑性良好的特点，制造出各种陶器，此后还利用黄土干时具有相当高的凝聚力、可形成直立陡壁同时又疏松易挖的特征，在黄土区建造了冬暖夏凉的窑洞。然而，黄土结构松软，易被侵蚀。千年风雨的冲刷和不合理的开垦及利用方式，使如今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发源于青海的黄河在流经黄土高原时，每年要带走约16亿吨的泥沙，除流入渤海外，大约有4亿多吨的泥沙沉积在下游河床，形成著名的“地上河”，使黄河洪灾频繁、水患深重。
 
黄土多孔，质地均匀，富含钙、铁质，易于贮水和耕作，宜农宜牧，因此，黄土地带有世界“小麦带”之称。近150年来，世界上许多地质、地理、土壤、农业、水利、工程建筑、动植物、考古和历史学方面的专家都对黄土兴趣浓厚。
 
1954年，国家开始兴建三门峡水库，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黄河泥沙。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专门组织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气象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提出，由科学院组织一个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对黄土源进行研究。刘东生在中科院地质所侯德封的带领下参加了这次考察。在这次考察中，刘东生第一次接触到黄土。
 
虽然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但那时的刘东生深知研究黄土是国家需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东生总结了自己一生中做过的三项最重要的工作，第一项就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写的一篇有关鱼化石的文章，第一次用解剖学方法对鱼化石进行了描述。他认为这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走了一步，因此感到很愉快。
 
刘东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1949年又在南京中央大学生物学系完成生物学业。他曾师从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锺健从事鱼化石研究，与潘江合著《南京五通系鱼化石》专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建设事业，非常重视地质工作，刘东生就从研究鱼化石转到地质勘探和普查领域等。后来，政府动员全国地质工作者到东北恢复矿山生产，在古生物学老前辈尹赞勋的鼓励下，刘东生从南京来到东北，“放下古生物，成为一名光荣的地质勘探队员”。1954年，他又响应国家号召，开始研究三门峡水库的黄土问题。
 
1954年的考察进行了三年，研究了黄河中游水土流失的分类、区划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1957年做了总结，但是地质所所长侯德封和业务处长彭会认为，对黄土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下一步应该从基础研究上再进一步，包括黄土的成因、地层、岩石、年代、性质等，这些东西可能对水土保持不一定有直接需要，但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非常重要。后经所里提出要求，院里批准，1957年，在结束水土保持调查任务后，刘东生就带队来到黄土高原进行大剖面调查、地层研究等。
 
刘东生说：“我的机会比较好，国家在很困难的时候还支持基础研究。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有远见的。”
 
风吹来的沙堆积成黄土
 
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四月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
 
——班固：《前汉书·五行志卷第七下之上》
 
黄土一词在2000多年前就已出现在我国的文献中，《伏候今古注》中有：“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天雨黄土，昼夜昏霾。”班固著《前汉书·五行志卷第七下之上》中也有关于黄土的记述。而且，班固是扶凤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对黄土应该非常熟悉。
 
但黄土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刘东生说，在最早对中国黄土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中，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F．v．李希霍芬最为有名，他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之前中国没有现代地质学。李希霍芬提出，中国黄土是风吹来的沙尘形成的。1868年至1872年间，李希霍芬应德国一个商团邀请对中国资源进行调查。在近4年里，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回到德国后发表了五卷带附图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
�之为根据的研究》。在本书第一卷，他专门论述了中国的黄土，将中国黄土与德国莱茵河谷的Loess相比，认为两者基本相同，都呈浅灰黄色、含钙质和陆生软体化石，疏松多孔、厚层状、无层理，具有垂直节理，常呈陡壁，并以此特征作为黄土Loess的定义。刘东生认为，李希霍芬提出的黄土风成观点不同于在他之前的美国人庞培利提出的黄土是湖积的黄土状沉积物的观点。
 
俄国地质学家B．A．奥勃鲁契夫等人发展了李希霍芬的黄土“风成”学说。B．A．奥勃鲁契夫通过对中亚、中国北方等地的观察，并吸收中国地质工作者的概念，将黄土的形成与沙漠、戈壁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北方等地区的黄土是沙漠黄土，成因与沙漠有关，他强调了大气活动对黄土物质的搬运和沉积作用，并提出将黄土类沉积物分为典型的大气粉尘黄土和次生黄土。次生黄土是典型黄土经溪流、河流再搬运沉积的黄土状岩石。
 
中国地质学家于1920年起开展黄土研究。1930年，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锺健和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开展黄土地层与古生物的研究，他们第一次把中国黄土高原厚达300余米的黄土划分为马兰黄土，红色土A、B、Ｃ等四层，并按其中所含古脊椎动物化石定为现在仍延续使用的第四纪的早、中、晚期。刘东生说“这是一个突破”。但是，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专家葛拉西莫夫院士、帕甫林诺夫教授等考察后，认为中国黄土不是风成的，而是由山洪爆发导致的，提出了黄土的“水成”说。由此，中国黄土研究出现“风成”与“水成”的讨论。
 
1957年后，刘东生带队在黄土高原做了10条大路线剖面的调查，东西5条，南北5条，每条线约1500多公里，每条线有几个人，边走边看。因为坐车，刘东生和彭会走了好几条线路，一天走100多里路，两个多月就做完了调查。“当时没有先进的工具，就是用眼睛或显微镜来看。”结果发现，黄土高原的地层、地质和岩性在广大范围内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因此提出了黄土高原“新风成”学说，将风成沉积作用从黄土高原的顶部黄土拓展到整个黄土序列。这一观点肯定并发展了李希霍芬等的“风成”学说，平息了黄土高原“风成”与“水成”之争。
 
刘东生说，如果将黄土高原比喻成一幢6层的高楼，那么李希霍芬等认为最上层的黄土是风成的，他们的调查则认为从顶楼直到底楼整个黄土高原都是风成的。这说明上面的形成如果是10万年，那么整个黄土高原就是200多万年或更早，这是通过“观察地质”方法得出的经验数据。
 
这次考察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发现黄土高原记录了当时全球气候的变化。刘东生在巨厚的黄土剖面中观察到黄土与红土像多层夹心面包般交错堆叠。在土壤学家的帮助下，他认识到黄土代表了寒冷干旱气候环境，红土则代表了暖湿气候时期的古土壤。黄土高原剖面35层的黄土与34层的红土代表了过去250万年间气候冷暖干湿的交替出现，为第四纪气候的“多旋回理论”提供了重要的陆相证据。
 
地质学家将过去250万年到今天的时期称为第四纪，将出现在第四纪的冰河时期称为“冰期”，把出现在两个冰期之间的温暖气候称为“间冰期”，冰期与间冰期的轮回称为“旋回”。20世纪初，欧洲科学家通过对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冰川沉积物的研究发现，这个地区有4次冰期、间冰期的变化，从而提出第四纪全球气候有4次冷暖的“旋回”。刘东生等人从黄土的实际构成认为，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的次数远不止4次，提出了第四纪黄土气候变化的“多旋回理论”。1961年，刘东生和合作者张宗祜教授在他们的论文《中国的黄土》中报告了黄土高原形成的“多风成学说”和第四纪气候变化“多旋回”理论。
 
1961年在波兰华沙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第四纪大会是中国地质科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参加了国际地质界的学术活动。刘东生在会上报告了他和张宗祜的发现。国际第四纪联合会黄土委员会主席SmAlley在2000年出版的《地球科学评论》中，把刘东生等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中国黄土地层研究走在中欧前头的过程形象比喻为“一个曲折的故事”。
 
在侯德封、彭会和于仙春等的支持下，刘东生和同事在1962年～1964年间出版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和《黄土的物质成份与结构》三本书。刘东生说：“当时认为有关黄土的岩石学、地质学、矿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那个时候的科学前沿了，总结也写完了，我就把黄土研究暂时放下，到青藏高原去了。”
 
一叶知青藏高原之隆起
 
唐代诗人王之涣曾吟诵“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竺可桢经考证认为，王之涣吟诗时是站在距离黄河水系约300公里外的玉门关，其间有绵亘的山脉阻隔，因此误将“黄沙”看成“黄河”，而这首诗真正描述的应该是“黄沙直上白云间”。当黄沙卷上白云间时，也就出现我们今天所谓的沙尘暴，尘埃落定就堆积成了黄土高原。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东生参加了1964年的青藏高原研究。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是世界最大的高原，位于中国西部和西南部，主要包括青海、西藏和川西，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山岭海拔多在6000米以上峰顶终年积雪。1964年，国家体委组织攀登青藏高原上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希夏邦马峰在藏语中是高山气候严酷之意，其山峰是当时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中唯一未被人类涉足过的处女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体委主任贺龙提出中国的登山必须要与科学考察结合。刘东生说：“我从小对登山很有兴趣，有这个机会我就要求去，那个时候很自由，申请一下就去了。”于是1964年1月，刘东生得到了以冰川学家施雅风为队长的科考队的大力支持，和登山队一同出发了。
 
一天，刘东生留在营地没去登山，傍晚，北京地质学院老师张康富和西藏地质局的张明亮从野外返回，给刘东生看一块从6000米高度的冰川堆积中带回的石头。刘东生说：“石头一掰就裂开了，里面有一个树叶的化石。我有一点古生物学的知识，根据树叶化石的形状和叶脉判断它是阔叶树的树叶化石。我将这块化石带回北京，经过中国古植物学家徐仁先生鉴定认为是高山栎，并估计化石可能始于第四纪初期。从第四纪初期到现在大约有200万年，可是海拔3000米已是阔叶树生长的极限，而这个树叶化石却出现在海拔6000多米的高处，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它是地壳上升时带上去的，青藏高原在过去200多万年的时间里向上隆起了3000多米。而在此之前，地质学界认为青藏高原维持这种高度已经非常久了。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1965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在北京科技会堂举行，这是首次在新中国举行国际科学会议，施雅风和刘东生等人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了高山栎在青藏高原的发现，国际上
开始注意青藏高原隆起的问题。1966年，刘东生提出“青藏高原的隆起对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并利用黄土来追溯青藏高原的历史，将固体岩石圈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拓了青藏高原研究的指导思想。从此，他开辟了地球科学的一个新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喜马拉雅山是位于中国西藏和印度次大陆之间的山系，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山脉形成于6500多万年前的第三纪有30多座7300米以上的山峰，海拔8848米的主峰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上。刘东生等结合前人的研究认为，6000多万年前，中国大陆东边是太平洋，北边的西伯利亚，南面的喜马拉雅山地区是浅海，西边的地中海在当时伸入到亚洲中部，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滋润着平坦的中国大陆。但是，当印度板块在向北移动与亚欧板块碰撞后，印度大陆的地壳插入亚洲大陆的地壳之下，并将后者顶托起来，喜马拉雅地区的浅海消失，喜马拉雅山开始形成并渐渐升高，这时，青藏高原也在印度板块的挤压下升起来，到200万年前，青藏高原已相当高了，但它还在继续升高。地表形成的巨大变化改变了大气环流的格局，东西走向的喜马拉雅山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团向北的移动，中国西北地区越来越干旱，渐渐形成了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成为黄土高原的沙源地带；青藏高原的宽度约占西风带的三分之一，将西风带的近地面层分为南北两支，南支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向东流动，北支从青藏高原东北向东流动，这支高空气流常年存在于3500米～7000米的高空，成为搬运沙尘的主要动力；青藏高原的隆起也使东亚季风加强了，西北风将中国西北部和中亚地区的沙漠与戈壁表面的沙尘抛向东南，尘埃落定，终于形成了连绵的黄土高原。
 
寰球同此凉热 宇内共享寒暑
 
自然界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在地球上刻下了三本完整的历史大书：一本是完整保存古环境变化信息的深海沉积，一本是系统反映气候变化的极地冰川，而第三本书则是中国的黄土沉积。这三本书是我们认识地球上自然历史、气候、生物变迁的最佳文献档案。
 
——科恩教授2002年4月12日在“泰勒环境成就奖”颁奖会上的致词
 
克山病是一种流行于荒僻的山岳、高原及草原地带的以心肌坏死为主的疾病患者主要表现有心脏增大、急性或慢性心功能不全和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急重病人可发生猝死。该病1935年第一次发现于黑龙江省克山县，故名克山病。克山病研究是当年中国第一重要的科学研究任务，中共中央为此成立了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克山病是地方病，这种疾病的发生应该与当地的地质、水质有关，因此需要地质学家的参与，刘东生因此奉命到黑龙江克山县进行调查，这个机会不仅让他参加了导致克山病的关键原因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开创了中国的环境地质学。
 
早在1969年，刘东生就在陕西等地方发现，在黄土高原一些地势较为平坦、水土流失轻微的地形上基本没有克山病，但在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克山病就比较多，因此他和一起工作的同志们认为克山病与水土中的微量元素有关。他们通过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正是水土中微量元素硒的缺乏导致了克山病，并提出通过硒的补充来防治这种疾病。1970年，周恩来总理请一位日本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做世界环境的报告，环境污染带来克山病等地方性疾病的问题引起了周总理及中央的重视。刘东生在克山县听说周总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将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成一篇5000多字的论文《环境地质学的出现》，这篇文章随即油印了上百份送给有关部门和领导，随后发表在中科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内部刊物《环境与健康》上。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第二重要的工作。
 
1980年，应瑞士联邦高等工业学校的地质学家许靖华教授邀请，刘东生到瑞士做访问研究，用古地磁研究黄土。地球的磁极在地质历史时期曾发生过多次倒转，地质学家建立了一个标准地磁年表，通过古地磁来确定地层的年龄。在研究中他发现了磁化率在黄土和古土壤中的不同。黄土的磁化率代表了黄土形成时的气候，古土壤的磁化率代表了古土壤形成时的气候。黄土层中磁化率的多旋回证实了过去肉眼看到的气候变化“多旋回”，这时黄土又与气候联系在一起了，黄土记载了气候变化，刘东生说这是他在瑞士半年多的时间里得出的结果。根据这一研究，他和同事重建了250万年以来环境变迁的历史，并发现了黄土序列土层的磁化率曲线与深海沉积的氧同位素的一致性，“寰球同此凉热，宇内共享寒暑。”黄土从此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三大对比标准之一。
 
刘东生和同事们在1985年以这些成果为内容用中英文出版了《黄土与环境》一书，这本书是他一生中第三重要的工作。德国科学家对这本书进行修订后以《中国黄土》为名在欧洲重新出版，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极大关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Busacca教授在一篇书评中说：“曾多少次，地质学家以及那些努力探索第四纪历史的学者们渴望着一个在完整性、时间跨度和详细程度上可与深海岩芯相媲美的陆相岩石记录，我们可以多年地苦苦奋斗去识别、对比、确定年份，但那是总共才占第四纪一部分的4到5个冰碛垄。我们怎能想到刘东生等人对中国的200米厚、含30多层古土壤以及无脊椎、脊椎动物和早期人类化石的风成沉积的研究建立了整个第四纪时期的丰富启示。”
 
美国南加州大学在2002年4月2日宣布，2002年度“泰勒环境成果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莱士·布洛克（WAllAce Bnoecker）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资深院士刘东生。泰勒环境成就奖是由已故约翰·泰勒和爱丽丝·泰勒在1973年设立的，授予对发现和解决世界的环境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该奖由南加州大学负责管理。颁奖书中说：“刘东生因在认识和运用地质沉积物了解全球环境变化方面的开创性成就而获此奖，他开拓利用中国黄土区黄土沉积测量250万年来地质气候变化的新方法。”刘东生被认为是中国黄土序列古环境研究之父，他通过50多年的研究清楚地证明了黄土为环境变化提供了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大陆记录。
 
师从天才 传承薪火
 
刘东生先生是一位世界知名、备受尊重的地质学家，他不仅做出了基础性的科学贡献，而且还致力于培养和鼓励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在数项国际项目中，他的参与和领导作用是推动国际间环境研究的主要催化力量，这既支持了年轻的中国科学家的贡献，也使许多国外的科学家能参与到中国的研究中。——2002年度“泰勒环境成就奖”颁奖词
 
泰勒奖环境奖的颁奖词中说：“刘东生被认为是中国黄土序列的古环境研究之父。”但是刘东生却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中国黄土研究之父，因为他的老师杨锺健等研究者从20世纪30年代即开
始了中国黄土的研究。在泰勒奖的颁奖演讲中，刘东生特别提到了安芷生、丁仲礼和郭正堂等优秀的中青年学者，称赞他们坚持不懈，做出了出色成绩。
 
长江后浪推前浪。杨锺健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黄土高原有10万多年的历史，刘东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论证黄土高原是在过去250万年前堆积起来的，刘东生的学生安芷生、丁仲礼博士等将黄土的年代推到了600万年至800万年前，而更年轻的学生郭正堂博士等更将黄土的年代追溯到2200万年前。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地质和环境学家安芷生院士是刘东生早期的学生之一，他协助刘东生编写了《黄土与环境》专著，他与刘东生共同将中国黄土与深海沉积序列进行了成功的对比，使中国黄土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生物气候记录的支柱之一。
 
2002年3月14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郭正堂博士等人的论文《中国黄土指示亚洲荒漠化起源于2200万年前》，并以“亮点文章”的形式加以介绍。该论文将中国北方沙漠化开始的年份上推到2200万年前，而且为青藏高原南部至少隆起于2200万年前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自然》杂志高级编辑兰根博格为这篇论文写了题为《风尘可能平息喜马拉雅山争议》的评述文章，文章说：“巨厚的黄土为山地的诞生提供了线索。”德国的肖英博士在《美国》在线新闻上评述说：“新发现的中新世黄土——古土壤序列是‘喜马拉雅山的新传’。”
 
1954年，刘东生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第四纪研究室，1985年在西安创建了中科院黄土与第四纪研究室，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建立了环境地球化学国家实验室。他培养了50多位研究生或博士生，安芷生、韩家懋、汉景太、刘嘉麒、丁仲礼、郭正堂和吕厚远等几代学生如今都是中国环境演化研究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从黄土研究的经历中刘东生感到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他说自己的机会比较好，即使在国家经济很困难的时候也得到了支持，但很多很好的研究因没有经费而不能进行。因此，在1981年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他和其他学部委员对提出设立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的建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望通过基金制为基础研究提供稳定的支持。这具有先见之明，刘东生和黄土研究从此也受益于国家科学基金。
 
1982年，他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建立后的第一批基金项目，并两次申请到基金委的重大项目，“八五”期间，他90％以上的研究经费都来自科学基金。他的学生丁仲礼、郭正堂等5人先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这个群体也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首批创新研究群体之一，郭正堂就曾说自己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刘东生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一整套正常运转体制和管理办法，对研究队伍的成长和稳定很有好处。科学基金除了对研究项目本身提供经费支持外，还需要和研究所外的相关研究人员联合起来，一起攻关，比如和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南京大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合作，这就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显示了科学基金的特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不再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一个补充者，而是一个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
 
黄土是一本书。刘东生对郭正堂等学生说：“自然界发生的许多事件都记录在黄土里，你们要将黄土好好读一读，用先进的手段来读懂黄土，黄土这本书几辈子都读不完。”在谈到对黄土今后的研究时他说，“黄土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从第四纪的角度来看，全世界就是中国黄土的条件比较好，但实际上现在还开发得太少，好像是生物学研究DNA，我们认识的只是一些片段，整体的认识还差得很远，很多问题继续做下去是非常必要的。美国、欧洲、拉丁美洲等都有研究黄土的专家，现在他们也在研究中国的黄土。我们现在这支队伍非常好，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比不上国外，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对黄土的研究比较全面、深入，研究黄土的人比较强、比较多，中国黄土研究的水平在国际上是比较好的，是第一流的。
 
刘东生现在的梦想是再写一本关于黄土的书，他说因为现在好多新人都涌现出来了，新的人、新的工作，他想再将它们总结一下，再上一层楼，给后来的人搭一个桥。
 
今年已87岁的刘东生身体硬朗，红光满面。他的心仍牵挂着黄土高原。
 
（本文的采访和写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人士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