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xwblog’s Weblog

用别人做领导的时间写博客

2008.03.29

开博一年多

自应科学网之邀于2007年1月在科学网上开播以来，我主要用周末、晚上或在外出差的空闲时间写一些东西。屈指数一数，我在将近400天的时间内一共写了250篇博文，相比之下，不算多也不算少。

承蒙网友厚爱，给予较多的点击；也承蒙科学网的编辑厚爱，给予了较多的推荐。如果不是因为得到如此鼓励，估计也坚持不下来。

作为科学院研究所中的科学家，利用业余时间在科学院自己办的科学家博客上写一些博客，发表一些自己对科学研究、教育、社会和其它事情的体会、观察和看法，我个人认为不应该算是不务正业，恐怕还算是对科学文化做了一点点贡献。虽然从来没有受到有关方面领导的鼓励，但也没有受到有关方面领导的批评或责备，我基本上也感到心安理得。

写博客影响科研？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总还是有一些人很关心我花时间写博客，是否会影响我的研究工作。

一些人关心我个人的科学发展，觉得我把时间花在写博客上，会耽搁我的学术发展。

一些人可能是真的关心我国的科学研究的发展，觉得像我这样的科学家写博客，真的会使中国科学发展被耽误，纳税人给我的科研经费被浪费。

一些人可能是觉得我写博客还比较受欢迎，心里不舒服，所以要拿一些高尚的理由来阻止我。

不管这些意见是基于什么角度的理由，我可以说的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被耽误，至少我自己知道耽误我们的研究的其它各种因素其实更严重。而且，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进展仍然可圈可点，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可以放之四海，甚至传诸后世。

用别人做领导的时间写博客

做领导不会影响科研，写写博客怎么会影响科研？可是这中间的联系不是我想出来的。

前天到物理所讨论一些合作研究的问题，在闲聊中翁羽翔兄也和我谈到有人问他王鸿飞写博客是不是没有时间做研究的问题。

老翁说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科学院和高校很多领导都是双肩挑，管理做得很好，学问也做得很棒。王鸿飞又没有一官半职，就算他把别人做领导的时间用在写博客上了，管理科研双肩挑可以做得很好。博客科研双肩挑，科研又怎么会受到丝毫影响？

老翁的这个说法真是说到点子上了，他一说出来顿时就让我拍掌击节，不停地说我自己怎么没有想出这么好的答辞来。

老翁替我做的解释，也让我明白为什么批评我把时间用在博客上的人都不是有关领导，而基本上是那些常常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批评学术领导殚精竭虑为人民服务就一定同时做不好科研的人。

要体谅领导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有人说鲁迅是天才，鲁迅说：“哪里是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鲁迅不是天才，领导当然也不是天才，领导只是不容易。他们经常加班加点，奔忙于管理和研究之间。

如果我也做了领导，业余时间上的自由都要用在为人民服务之上，博客估计也就写不成了。好在我回国之前沈元壤先生就告诫过我不要去搞管理，那样会没时间做好研究。其实我现在虽然写一些博客，还是比领导要清闲得多，做科研的时间也多得多，常常感到幸运之至。

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领导基本上都没时间写博客，也没有时间来看我们写的博客，更没有时间来批评我们的博客。

这样说来，博客这玩意儿，真的还有点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味道。

官方科学家王鸿飞的strategic thinking？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应该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一开始我给自己的博客起的名字就叫做“民间科学家王鸿飞的Personal Knowledge”，明确表明自己博客上发表的是业余的和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官方的意见，也不影响正常的官方工作。

如果哪一天我做了领导，博客的名字大概就得改成“官方科学家王鸿飞的strategic thinking”，而且博客的内容就不是发布在科学网的科学家博客上，而是直接发布在人民日报或（谦虚一点）在科学时报头版的显著位置。

要真是这样，岂不是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会在半夜笑醒好几次？

北大清华在搞什么名堂？

2008.03.27

据北大新闻网报道，2008年3月26日上午，哈佛大学校长Drew Faust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接受北大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称号，并且作题为“Illuminating One’s Bright Virtue: Higher Educ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的演讲。

北大新闻网《北京大学授予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教授名誉博士学位》的报道：http://pkunews.pku.edu.cn/Show_News.asp?newsid=120721

2008年3月26日下午，哈佛大学校长Drew Faust又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作题为“Illuminating One’s Bright Virtue: Higher Educ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的演讲。

哈佛大学校长来北京，分别拜访中国的两大名校，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在同一天一墙之隔的两个地方作完全相同内容的演讲，究竟有何必要？

我个人觉得北大清华在这种事情上居然不能够协调，将两个报告合成一个，实在是荒唐的事情。如果考虑到两校的听众太多，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向两校以及社会公众直播。我们小小的化学所现在如果礼堂有重要演讲坐无虚席，大家也可以坐在办公室通过互联网听演讲，难道清华北大就没法做到？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清华北大的大批判组尚且可以合称“梁效”，现在清华北大倒是成了两个世界不成？

北大清华这样做事，哈佛大学居然也欣然同意，高等教育除了排场之外，还有什么virtue可言？

Drew Faust在清华大学（2008年3月26日下午）

少年班三十年庆和“神童”问题

2008.03.26

少年班三十年

2008年3月22日中国科大隆重举行少年班创办30周年庆典活动。

中国科大隆重举行少年班创办30周年庆典大会新闻链接：http://alumni.ustc.edu.cn/view_notice.php?msg_id=3754

《中科大少年班“三十而立”》新闻链接：http://news.sohu.com/20080309/n255603735.shtml

成功的少年班和令人失望的“神童”

少年班的绝大多数学生后来都成为了相当成功的专业人士。但是成功的专业人士往往很少被公众经常谈论。

一说到少年班，大家常常会想到的是当年的几位“神童”宁铂，谢彦波和干政。因为他们作为“神童”没有如大家所愿地“成材”，他们更常常被公众谈论。他们几位的前世今生也引发公众对于少年班的诸多疑问。反对者甚至认为“少年班是拔苗助长”，“少年班模式是摧残人才”，“少年班是根本上的失败”，等等。

我1983年进入中国科大的时候，是和多数少年班学生一样的年龄。因为我是应届毕业参加高考，所以没有进入少年班，但我和本级的不少少年班学生还是相当熟。（1982年科大少年班第一次在四川招生时，我报考过一次少年班，没有考上。可见我还算不上“神童”。）

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看，少年班的学生和非少年班的学生相比，并没有更不成熟或者更不成材的情况。具体的例子不用我讲，网上搜一搜就能找到答案。

都是理论物理的错

不过，网上搜搜，还是不会有宁铂，谢彦波和干政几位“神童”不成功的答案。我在这里倒是可以提供我自己对宁铂，谢彦波和干政几位“神童”出现的问题的最简单和最实在的解释。

我的解释很简单，他们的“失败”主要是因为选择了理论物理的缘故。

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等几位“神童”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选择了非常抽象的理论物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任何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过去三十年并不是理论物理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理论物理有很多进展，但是全世界其实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选择理论物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却没有取得所期望的成就。因为这样，理论物理研究也更需要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

John Ross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系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于1999年因对统计力学和非线性体系的化学动力学的贡献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前几年他在北京访问时我问他当年为什么从统计理学转向非线性体系的化学动力学。他的回答是：

"Because so many very smart people were trying to solve so few problems in that field, I decided to leave and find something new.” (因为那个领域有太多非常聪明的人在试图解决少数的几个问题，所以我决定离开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谢彦波和干政都通过CUSPEA考试到了Princeton大学跟世界上最好的理论物理学家深造。和很多具有同样机会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能够在理论物理上坚持下去；和很多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把这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失败。

如果他们选择的是正在蓬勃发展的其它领域，或者选择的是不像理论物理这样对个人的智慧和精力全心投入如此demanding的领域，或者他们早生几十年处于上世纪初和中叶理论物理的黄金年代，他们在性格上对成功的渴望不至于要去承受到那样大的精神落差的折磨。

成功的少年班人，几乎都是选择了别的。

成就天才的因素

智力早熟和持久的对成功的渴望是成就天才的重要因素。智力早熟往往会让人有莫名的孤独感，对成功的渴望也往往会在遭遇挫折时让人精神崩溃。

少年班或其它形式的超常教育对于为天才少年提供发展他们潜能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天才少年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在不同阶段缺乏同样具有天分和具有充分经验和成就的人为他们提供因人制宜的直接影响、指导和帮助。

在这一点上，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社会其实渠道太少，做得也太少，埋没和浪费了很多非常有潜力的“天才”和“神童”。

称赞台湾人民

2008.03.22

刚结束的台湾选举，使得两岸和平和统一的前景更加明朗，应该是值得所有中国人高兴的事情，而且这也会让世界其他国家认清两岸问题的基本性质。

台湾人民的选择

台湾问题的一个关键是族群或省籍问题是否有解。因为它关系到两岸最基本的文化认同，也决定未来两岸统一的走向。

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而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一直很乐观。基于我对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和感受，我一直认为全球华人在文化上的认同感，以及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总体上都有利于两岸和平与统一。

此次台湾大选的结果，作为外省人的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大获全胜，正是对这种乐观态度的最好证明。台湾人民的选择之所以值得称赞，正是在于他们的对待未来的理性态度，打破了简单划分的族群或省籍界限，这其实正是两岸和平和统一真正可靠的基础。

台独的可能性

我在纽约和费城学习的近八年间（1991-1999），正是李登辉在台湾把国民党一步一步折腾垮掉的时候，此期间我也目睹了六四以后颇为分裂的海外华人是如何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由此而一步一步团结起来的过程。

其间我也花了些时间去研究作为中国人都无不关心的台独的问题，特别找了些有关的台独人士写的台独建国理论来学习，看看台独究竟追求些什么。

读完那些台独理论书籍，再结合历史和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我的结论非常简单：在现实中台独是不值得担心的问题，中国人需要努力弄明白的只是如何统一。

台独不值得担心

我不担心台独，是因为我发现那些台独思想家们讲了太多台独的理由，但是却从来没有表现出台独的决心，也没有提出任何靠得住的真正的独立后赖以维系一个独立国家的理念。

作为中国人都深知中国人追求两岸统一的决心是不顾一切的。这种决心在台独的思想家和行动者那里都远远没有，而且从文化上讲也不可能真正有。

我曾经阅读过一些关于美国历史和特别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书和资料。有一本研究美国南北战争的书，叫做《Why the south lost the war》，很透彻地分析了为什么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尽管在战争初期具有相当的优势，但最后还是不免失败。

我的了解中，追求台独的那些人在追求独立的认同感和决心上远远不及美国内战时美国南方追求独立的那些人。所以，因为全球的中国人几乎都不希望台独，现实中的台独其实并不值得真正担心。

2000年台湾大选

2000年1月我去台北参加两岸化学动力学会。当时正值3月总统大选之前，而李远哲先生还没有宣布支持陈水扁。那个时候台北市的总统府前面的广场上，还有八个大大的字，写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我在离开台湾的机场看到陈水扁的《台湾之子》的自传上面李远哲给陈水扁题的字，便知道他不久会出来支持陈水扁选总统。我完全不奇怪李远哲会支持陈水扁。民进党在本质上是政治左派，国民党是政治右派，而李先生是地道的左派。历史上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一贯选择支持共产党，所以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他原则上也不会选择支持国民党。很多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人其实都是这样，而且他还要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我在美国和其它地方与不同台湾人接触和了解，深知当时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的长期不满，以及对政党轮替的期望、决心和好奇心。因此，我对2000年陈水扁选上总统并不感到惊奇。虽然这难免会加深人们对台独的担心，但我一直认为这并不会导致真正的台湾独立。相反，这其实会为未来两岸和平与统一提供转变的契机。

和平与统一的前景

两岸和平与统一的前景，是牢固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包容性和发展机遇上的。只要中国人能够回归自己的文化，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实际利益，自由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绝不可以低估。

当然，这不是说不可能时常出现一些危机和矛盾，有时候它们可能还会比较严重。但是，台湾人民能够表现出足够的现实智慧，在这次选举中出乎很多人意料地一下子就超越了看似无解的族群或省籍问题，不是正好表明和平与统一的前景从长期来讲应该非常乐观吗？

在这个意义上称赞台湾人民，是因为他们作出的基本选择和从中表现出的文化态度正体现出他们在整体上对中国与世界的优秀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信心。

这其实也正是所有中国人的信心所在。

有关电影《黄石的孩子》

2008.03.22

最近看到即将公映的电影《黄石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Huang Shi）的海报和广告，就去找相关的背景资料。结果在英国的TimesOnline上找到该片编剧James MacManus在去年2月写的一篇介绍其故事背景以及他自己发现这个故事的经过的文章，标题是《The long march of a forgotten English hero》。个人觉得它可能对感兴趣的人或许有一些参考价值，就转发在这里。

文中提到的Rewi Alley即我们常听说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路易 艾黎（1897-1987）。

IMDB上电影The Children of Huang Shi的信息链接：http://www.imdb.com/title/tt0889588/

2007年2月12日TimesOnline上的《The long march of a forgotten English hero》文章链接：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asia/china/article1362720.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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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imes Online, February 12, 2007
The long march of a forgotten English hero （转发）

The bravery of George Hogg in leading a group of wartime Chinese children to safety from the Japanese has taken 22 years to reach the screen. Scriptwriter James MacManus recounts the saga

James McManus

In the remote northwest of China an epic adventure is unfolding before the cameras, the true story of a young Englishman who led a school of young Chinese children over the mountains to safety from the advancing Japanese army in the bitter winter of 1944.

The film, The Children of Huang Shi , began life as a brief newspaper story and will have taken 22 years to reach the screen by the time you see it next autumn. That has to be one of the longest gestation periods - even by Hollywood standards. For example, the movie Rain Man , starring Dustin Hoffman and Tom Cruise, took eight years from first draft to first night.

The painful birth of the film, now being made with an Alist director and leading man, is almost as strange as the story it tells: that of an English innocent abroad who by chance carves his place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sided war in China in the 1940s involving Mao’s Communists, Chiang Kai Shek’s nationalists and the invading Japanese army.

George Hogg was just 23 when he arrived in Shanghai for a two-day visit in 1937. Fresh out of Oxford, he was on a round-the-world trip before taking a job in banking, but never returned home. Seven years later he was dead, having woven a story of courage and high adventure into a brief life that is still remembered in China today.

There are many ironies in Hogg’s story. A quintessential middle-class, rugger-playing Oxford graduate taking time out before starting a career in the City becomes a hero almost by chance in the Chinese war of liberation.

His achievement would have remained unknown at home but for a snatch of conversation half-overheard in a Beijing bar.

The bar was in the British Embassy Club and it was there in August 1985 that I overheard a junior diplomat complaining bitterly that he had to fly to the remote town of Shandon on the Mongolian border, where a statue had been put up in memory of an Englishman called George Hogg, who had died in 1944.

Having flown out from London as holiday relief for The Daily Telegraph ’s Beijing correspondent only days earlier, I was no China expert; but I knew enough to realise that the Chinese did not lightly erect statues to foreigners. I also knew I needed a story. News was thin and I hadn’t filed for two days.

No one in the embassy had heard of Hogg but a small article in the People’s Daily the next day pointed me to the one man alive who had worked with him and known him well.

Rewi Alley was a New Zealander who had clung to the Maoist cause throughout the chao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found him in an old tenement building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Then in his late eighties, he spoke for hours about Hogg, describing him as “an outstanding young Englishman who fell in love with a foreign people and devoted his life to their betterment. What he did made him deeply and widely loved.”

I had my story. I telexed the piece over, received an overnight reply from the foreign desk saying “Hogg double top”, which meant I had a reasonable show in the paper – and forgot it. A week later I got a call from Barry Spikings, the well-known Hollywood producer who had won a raft of awards for The Deerhunter . The story had been picked up by the Los Angeles Times . He was the first in a long cast of producers, agents and directors who fell in love with the Hogg story . . . but never got round to making the film.

Spikings flew to London, poured me large quantities of champagne in Mark’s Club in Mayfair and gave me the name of Linda Seifert. “The best script agent ei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he opined.

If George Hogg is the true hero of the film then Linda should be its heroine. She did not believe that a journalist could begin to write a film but she did, and still does, believe that Hogg’s extraordinary story will make a great film. She gave me a pile of old scripts and a book on screen-writing. I presented a first draft three weeks later. The title was The Bitter Sea, from an old Chinese saying.

Linda was a hard task-mistress. She made me write the script again and again. Each new draft came back with a demand for a rewrite. Finally the script was sent out and the rewrites began again as production companies paid for options and demanded their own version.

Needless to say, nothing of my script – not even the original title – has survived four different writers and the many film companies that have developed the film over the years. What has survived is Hogg’s story, a wartime odyssey that is now being filmed in a $17 million (£8.6 million)  independent production. Roger Spottiswoode, who made the Bond film Tomorrow Never Dies , directs and the rising star Jonathan Rhys Meyers plays the lead.

The film will no doubt stir memories in China, where Hogg’s reputation is still kept alive by the loyalty of his surviving old boys – all now in their eighties. But I doubt it will make much of the dramatic trajectory of Hogg’s life that took him within a few months from a privileged existence at Oxford to life on the run from the Japanese secret police in China.

While living rough in northwest China he recalled his days at Wadham College, where he took a second in modern greats, in a letter home.

"Rugger, beer in silver tankards, honeyed muffins for tea, white flannels and music in punts on the river, bump suppers, champagne, bonfires of lavatory seats, reading about the fall of Addis Ababa in front of the common room fire and surprise on learning that a double blue was a necessary qualification for a top colonial post."

This was the world that Hogg left behind when he set sail on the Queen Mary in 1937 to New York on the first leg of his round-the-world journey. Having hitchhiked across the US he joined his aunt, Muriel Lester, a well-known pacifist, for the voyage to Tokyo. Aunt Muriel was determined to give the Japanese the benefit of her views on militarism. Disliking such posturing almost as much as he did the Japanese, Hogg decided on a weekend trip to Shanghai. He arrived in January 1938 just as the Japanese took control of the city.

It was a dark and violent world in which he found himself. The Japanese had embarked on a deliberate policy of civilian mass murder as they expanded into the interior from their control of the coastal belt and the capital, Beijing. Aided by appeasement policies in Europe the long-cherished Japanese ambition to subjugate China was becoming reality.

The savagery of the conflict caused huge casualties and by the time of the Communist takeover in China in 1948 it is estimated that 13 million had died in a decade of war.

Hogg flung himself into this maelstrom. He became a stringer for the Associated Press in Shanghai, was expelled by the Japanese to Tokyo, and made his way back to northern China and Beijing via Korea.

In Beijing hemet Kathleen Hall, a New Zealand nurse whose mission clinic had been destroyed by the Japanese; she was smuggling food and medicines from the occupied capital to guerrillas in the countryside. Hogg joined these risky sorties for a while and then, under increasing scrutiny from the Japanese police, the two of them made a nighttime escape to the liberated areas late in 1938.

Delayed for months by typhus, when Miss Hall saved his life through diligent nursing, Hogg finally linked up with Mao’s eighth route army in Yenan. By this stage he had learnt accentless Mandarin and had developed a deep interest in the emerging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free China.

There was no question of a military role for the new arrival. He had no training and in any event the Communists did not welcome foreigners in their ranks,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viet pilots.

Hogg cut a strange enough figure as it was. Rewi Alley described him at the time as “a happy broad-shouldered young giant in a shirt, shorts and sandals with the bearing of a forward in a rugby pack”.

In letters home to his parents, who lived in Harp-enden, Hertforshire, Hogg described a life of high adventure as he crisscrossed northwest China helping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with which he had become an “ocean secretary” － the traditional designation in Mandarin for a foreigner of his status.

One week was spent at the headquarters of General Nieh, the commander of the guerrilla armies in the Shansi border region. Hogg described long steam baths with the general and other Communist luminaries discussing the tourist prospects for North China after the war. Neither the English adventurer nor the Red Army generals seem to have appreciated what Mao had in store for the country.

At other times Hogg slipped through Japanese occupied cities at night and dodged ambushes by day. Conditions in both the liberated and occupied areas of China were terrible. From 1939 the Japanese had launched the infamous “three all” campaign — kill all, burn all, destroy all.

A girlfriend, Chiang Chih Esia, joined him briefly in his travels but, wounded in an ambush, she died of blood poisoning on a makeshift operating table. Hogg was remorseful at having taken the girl from her family and exposed her to danger, but continued his endless travels through what he called “a countryside full of the dead, the dying and the wounded”.

Finally at Shuangshipu, a small village set at a crossroads in the Tsingling mountains in the north-central Shensi province, Hogg found his real calling in China.

There in 1943 he was appointed headmaster of a school for technical apprentices who were being trained to bolster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Eight headmasters, all foreigners, had failed to prevail over the unruly mix of illiterate peasant children from the north and west, and the sons of rich families who had been driven from the coastal areas by the advancing Japanese.

Hogg succeeded by imposing sound English public-school rules. The boys were made to rise at dawn and swim in icy rivers, rubbing in sulphur ointment afterwards to rid themselves of scabies and lice.

In his own words, Hogg managed to “smelt this varied human material into a real community without the help of any past school tradition and with no school spirit”.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 but a greater challenge lay ahead. The Japanese were advancing west and Hogg took the decision to move the entire school to the safety of Shandon, a hilltop town in a corridor between Mongolia and Tibet.

This was a risky decision. Shandon was 700 miles away and the journey would cross 12,000ft to 16,000ft mountain ranges. Although most of the boys were teenagers, some were very young. Winter had already set in. Hogg scrounged a fleet of carts, pulled by five mules each, piled them high with 15 tons of equipment — boys, books, machinery and food －and set off early in the new year of 1945.

It was an appalling journey made by foot, mule cart and finally by six ancient lorries in what proved to be the coldest winter in 20 years. Several mules and carts went over the edges of ravines but only two boys were lost in the ten-week journey. One died of a heart attack and the other turned back on his own.

At the regional capital of Lanchow, a staging post on the old Silk Road to the West, Hogg swapped his mule cart for trucks. He was halfway to the sanctuary of Shandon. The headmaster finally led his exhausted and half-starved schoolchildren to an old Buddhist temple near the town in March 1945.

Four months later, having rebuilt the school, Hogg cut his foot, probab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his pupils. He developed tetanus and lockjaw set in. While couriers raced back to Lanchow to find serum, the boys did their best for their headmaster. They knocked his teeth out one by one to feed him soup through straws.

The late Professor Brian Harland, a geologist and fellow of Caius College, Cam-bridge, was prospecting in the region and met Hogg a few days before his death. Harland said: “He was in excruciating pain but stayed cheerful to the end. The boys sang all the school’s songs to him as he died. The carpentry section stayed up all night making him a wooden coffin.” Hogg was buried on July 22, 1945, the day after he died. His will was simply: “My all to the school.”

A bust of Hogg, restored after the desecr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ds in the school at Shandon. The school’s Silk Road Library, which was built in his memory, is filled with books. His headstone over a grave near by carries lines from his favourite poem by Julian Grenfell:

And life is colour and warmth and light
And a striving evermore for these;
And he is dead who will not fight;
And who dies fighting has increase.

李开复给中国高校的一封信

2008.03.17

《给中国高校的一封信》是李开复在2006年底在网上写的一篇文章，可惜我从来没有读过。今天读了之后对其中的理念甚为赞同，甚至觉得他的很多话就跟我自己说的一样。

李开复《给中国高校的一封信》全文链接：http://www.5xue.com/modules/kaifulee/view.article.php/106/c4

偶遇李开复

早就知道李开复是哥大的校友，因为隔行如隔山，我也很少去读他的和有关他的文章。

昨天去北京俱乐部参加哥大校友会在北京组织的聚会，见到李开复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也是四川人，父亲来自四川华阳，即现在成都市南的一个区。

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跟他可能还有更多地转折关系。今天女儿过生日我妈打电话来之前，我才突然反应过来要用李开复的Google China查一查李开复的信息，结果查出来他父亲李天民的确来自四川华阳。我妈打电话来时我就问她们李家“开”字辈上面是什么辈，我妈说是“天”字辈。我说，看来转来转去还真是一家的。还好昨天我没想起来跟李开复提我外公是姓李而且是“开”字辈这茬，要不只比我大七岁的他，立马就凭空高出我两辈来。反正不是至亲，我又占不了便宜，还是不乱攀的好。

哥大北京校友聚会（时间：2008年3月16日。地点：北京中国会）
前排左：哥大校长Lee Bollinger，校友李开复
二排中：本人，胡应洲医生（哥大trustee member）

哥大北京校友聚会（时间：2008年3月16日。地点：北京中国会）
由左至右：我，梅燕女士（星空集团），胡应洲医生，李开复博士
（图片来源：www.novaphoto.cn）

另一个偶然渊源

其实我和李开复还有一个偶然的渊源。我们曾经同时出现在2004年六月的MIT Technology Review（《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专访微软中国研究院专题文章上面。这茬昨天我也忘了，没提。

写这篇专访文章的Greg Huang当时是MIT Tech Review的记者。他在2004年初采访完中国微软研究院之后，经当时在MIT做Knight Fellow的前《南方周末》科学记者李虎军兄的介绍，与我，我太太及一年多后去MIT做Knight Fellow的现科学网主编赵彦兄见面吃饭。当时我也谈了一些对微软研究院的侧面看法。Greg当即问说可不可以引用在他的文章中，我说随便，如果我对引用我的话觉得很不合适并且认为有必要，我会写信去MIT Tech Review更正。结果这篇介绍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文章就包括了对当时微软副总裁李开复的访问内容，以及对我说的话的“断章取义”，相当严重。

我胡说了些啥

我当时关于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评价中，对清华等中国著名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将在微软研究院的合作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一些评价。

我问Greg是否MIT的计算机系的博士研究生会将学生在微软中国研究院这样的地方的研究内容作为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Greg说肯定不会。

我说据我所知，在Columbia大学学计算机的研究生会每年争取到相关大公司的研究部门去做三个月左右的暑期研究（Summer Intern），但他们极少会把这些研究工作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那些在公司的工作应用性太强，除少数情况外，往往达不到计算机科学博士论文的深度和要求。我相信微软中国研究员虽也在做很好的研究，但是那些内容对于培养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博士来讲，应该说还是很不够。

我进一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研究生以及他们的老师可能认为在微软研究院工作并且以其研究内容为主撰写博士论文，已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他们会自愿。他们有机会为微软工作，能够得比一般国内研究生更高一点的津贴或报酬，或者将来还有机会获得相关的工作，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这些学生都是中国最好的学生，以他们的智力和能力，如果按照Columbia或者MIT的方式培养，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将来可以获得更好的机会，挣到更多的薪水。再则，其实他们这样替微软研究院工作，是中国政府投入到这些大学的相关教育和研究经费在间接资助（subsidize）微软的研究，微软在美国或其它地方恐怕并不能以这样的价钱获得这样好的劳动力和政府补贴。

我进一步说，我不能指责微软，因为微软中国研究院实际上为这些可怜的学生以及他们可怜的教授实际上提供了发展机会；我也不能指责这些学生和教授没有眼光，因为在现行的体制下他们其实很可能也没有更好地选择和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出更好的选择。我认为这是一种目前无法解决的状况，但是这的确是对中国最聪明和最有希望更好发展的人才的一种潜在的浪费。没有办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给中国最好和最有潜力的人才以世界上最好的发展机会（比如像在MIT或者Columbia），无疑是我们社会和大学的一个应该觉得羞耻的事情。

Greg报道了些啥

Greg在MIT Tech Review上的报道《The World’s Hottest Computer Lab》全文：HottestLab-MITTechReview.pdf

上面这些话最后在Greg发表出来的文章中，只剩下了下面的几句，好像我对微软研究院的做法持比较狭隘的反对的态度，显得很有些“断章取义”。其实从上文看完全不是，而且我也毫无此意。

If this were the United States, that might be the most daunting challenge the lab faced. But this is China. To remainp roductive,Microsoft Research Asia will also need to nurtu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cademics, so that it benefits not only Microsoft but also its host country. Therein lies a source of tension. Local graduate students say it is their dream to work for Microsoft. But go higher up the ranks of Chinese academia, and there is talk of a dark side. "It’s a shame the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y authorities allow such a waste of talent," says Hongfei Wang, a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nstitute of Chemistry. "These poor graduate students actually don’t have better choices. But by doing work on company projects, their opportunity for intellectual growth is greatly diminished."

我后来读到MIT Tech Review上的这段，知道自己实际上被曲解了，不过自己觉得还没有到一定要申诉的程度，就算了。如果不是昨天见到李开复，都已经想不起这茬。

Greg后来于2006年与人合写了一本书，叫做Guanxi (The Art of Relationships): Microsoft, China and Bill Gates’ Plan to Win the Road Ahead（《关系的艺术∶微软、中国和比尔盖兹的先驱计划》），还送了我们一本。这个时候Greg已经跳槽到New Scientist杂志去了，我们近来也已经好久没和他联系。这本书现在来看，我觉得可能已经有些过时。因为没有仔细读，所以其中有没有提到我上面的话，只有以后有机会才明白了。

顺便说一句，Greg说他从小在Illinois州的Urban-Champaign长大（UIUC子弟），和写《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张纯如（Iris Chang）一家较熟。

亚马逊中国网页上《GUANXI（微软在中国）》一书的信息链接：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DT_RV&uid=000-0000000-0000000&prodid=enbk600142

MITWorld上《关系的艺术∶微软、中国和比尔盖兹的先驱计划》一书相关链接：http://www.myoops.org/cocw/mitworld/video/367/index.htm

下次见到李开复可能讨论的话题

其实仔细读李开复《给中国高校的一封信》，应该说他的理念和认识原则上和我上面讲的整体上没有出入。具体的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我就不多说。

今天刚从网上了解到李开复的一个远大理想是在中国建一所不同的大学，更是心有戚戚焉。来日方长，下一次见到他，这应该会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话题。

不必言必称哥大
－哥大博士也触犯学术规范

2008.03.16

不必言必称哥大?

因为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五年书，所以从自己的经历说事的时候常常会以哥大作例子。一些网友好像对此很不喜欢，不是说我打着名校幌子，就是建议我不要言必称哥大。

我倒是想用Harvard或Princeton作例子来着，可惜我和她们亲密接触的机会不多。

前几天一位网友在我讨论期刊学术批评规范的博文《再谈学术批评的规范－一些例子》处留言（第八条），使用的网名是“不必言必称哥大”，标题是“哥大博士也触犯学术规范”，内容是前不久的韩国新任高丽大学校长（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涉嫌学术不端的事。

《再谈学术批评的规范－一些例子》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7591

还好有网友立即指出我的这篇博文丝毫没有提到哥大，为什么评论的人要将和“不必言必称哥大”的评论贴在这里。事实上，我的这篇博文讨论的学术批评规范和高丽大学校长受到的指责也不相关。

哥大博士也触犯学术规范

不过我倒是很理解那位网友希望多听到一些有关哥大的不光荣故事的心情。

如果有兴趣经常去网上查看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出版的报纸Columbia Spectator，可以发现更多的有关哥大的争议、丑闻，等等。哥大学生历史上游行抗议学校有关方面的问题和丑闻，也不是一次两次。

Columbia Spectator网络版链接：http://www.columbiaspectator.com/

哥大校友或教授历史上出问题的不是一个两个。比如说常常有人对密立根的油滴实验中涉及选择性发表数据的“不端”问题进行讨论。密立根也是哥大博士，哥大历史上最有名的校友之一。不过这件事算是轻微的。和哥大有关的不端事件和丑闻中最为轰动的还是1958年的Charles van Doren事件，不仅轰动一时，还成为后来美国人经常用来拷问媒体和学术界人士的经典事例。

Charles van Doren是哥大著名教授和作家Mark van Doren的儿子，年轻有为，自己也是哥大当时的年轻的助理教授，他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天体物理的硕士学位和英语文学的博士学位。Mark van Doren和兄弟Carl van Doren都获得过普利策奖，后者1938出版的Benjamin Franklin传记是富兰克林最权威的传记之一，我的书架上有一本（谁叫我后来又到了Franklin创办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呢？）

Quiz Show丑闻50年

Charles vn Doren年轻有为，文理双全，又出生于学术世家，当然具有最理想的智力竞赛优胜者的形象。1958年Charles和全国性的电视智力竞赛节目主办方合伙做假，成为该智力竞赛节目的常胜将军，该节目收视率暴涨，据说一度居然同时有5000万人观看。出了丑闻不轰动和引起震动才怪。

这个作假欺诈事情被披露后，美国国会于1959年专门组织了委员会调查电视娱乐界的欺诈行为。自此Charles名声扫地，也不得不辞去哥大的工作，不以公众人物的身份露面。

电影Quiz Show

1994年Robert Redford导演了电影Quiz Show，继续拷问此事，又再次使这一事件成为路人皆知的丑闻，Charles van Doren再次成为公众中的知名人物。

Quiz Show电影信息链接：http://www.imdb.com/title/tt0110932/

豆瓣网上电影《Quiz Show》的中文信息链接：http://www.douban.com/subject/1292759/

Charles van Doren的结局

根据维基百科上的信息，Charles van Doren从哥大辞职之后40年只回过哥大两次，相信哥大定是他的伤心之地。第一次（1984）是参加自己儿子从哥大大学毕业典礼，第二次（1999）是参加哥大1959级本科生毕业40周年的返校聚会，他是作为1959年的新教授被邀请的，当时他是给哥大本科生讲授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的老师。

维基百科上Charles van Doren的条目链接：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Van_Doren

Charles van Doren后来做过多年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还写过两本比较有名的书。一本是1991年出版的A History of Knowledge，另一本是1972年与Motimer Adler合写的How to read a book。后一本书最近有中文版，前一本我不知道有没有。

Amazon上A History of Knowledge信息链接：http://www.amazon.com/History-Knowledge-Past-Present-Future/dp/0345373162

Amazon上How to read a book信息链接：http://www.amazon.com/How-Read-Book-Touchstone/dp/0671212095

根据维基百科，1999年在重回哥大的1955级学生的聚会上，Charles van Doren在致辞中说：

"Some of you read with me 40 years ago a portion of Aristotle’s Ethics, a selection of passages that describe his idea of happiness. You may not remember too well. I remember better, because, despite the abrupt caesura in my academic career that occurred in 1959, I have gone on teaching the humanities almost continually to students of all kinds and ages. In case you don’t remember, then, I remind you that according to Aristotle happiness is not a feeling or sensation but instead is the quality of a whole life. The emphasis is on "whole," a life from beginning to end. Especially the end. The last part, the part you’re now approaching, was for Aristotle the most important for happiness. It makes sense, doesn’t it?”

（试译：你们中的部分人40年前和我一起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部分篇章。这些选段描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理念。你们也许会记得不那么清楚。但我却记忆深刻，因为尽管我的学术生涯于1959年突然中断，但我一直还几乎不间断地为各种不同层次和年龄的学生讲授人文思想。万一你们不记得，我就在这里提醒你们，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幸福不是一种感受或感觉，而是个人一生的整个生活的品质。其重点在于“整个”生命，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人生之结局尤为重要。人生之后期，在座诸位正在步入的阶段，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对于幸福最为重要。这意思非常明了，难道不是吗？）

这里Charles谈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对幸福的定义是“幸福不是一种感受或感觉，而是一生的整个生活的品质。”他并且强调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活作为整体（whole）最为重要。从Charles van Doren自己的生活来讲，这些都是有深刻意味的人身经历的总结。一方面是Charles van Doren为自己曾经的急功近利忘记幸福真谛的错误的反思，另一方面他为自己在后来的人生中脚踏实地地重新找回了自己而感到欣慰。

对此人生感言，我们中国人大概会评论说：“要知今日，何必当初？”或者：“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不管怎么说，Charles van Doren的故事的确是很好的人生教材之一。

何如言必称哈佛？

1959年负责国会调查的律师Richard N. Goodwin，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据说他也是1960年代美国总统Linden B. Johnson的重要智囊，善始善终。

可是他的哈佛法学院的著名学弟纽约州民主党州长Eliot Spitzer却于两三天之前因召妓丑闻宣布辞职。Spitzer是Princeton大学本科毕业，以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满分考入并毕业于Harvard大学法学院。Spitzer曾经是纽约州最杰出的检察官。

接替Spitzer继任纽约州州长的David Paterson是1977级的哥大校友和哥大国际与公共关系学院的兼职教授，下礼拜一就会宣誓就职。Peterson是非裔，据说他还是一个盲人，但他又很好的沟通能力，和他说话的人一般看不出来。

今天傍晚要去参加哥大校友会在北京俱乐部的和哥大现任校长Lee C. Bollinger及夫人的见面会，届时估计这也是大家会谈论的话题之一。

其实人人都深知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为了修补我以往似乎只给人讲和哥大有关的好事情的印象，我今后也会注意多讲讲和哥大有关的不好的事。不足之处，敬请补充。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回国工作九周年整

2008.03.15

刚才突然发现一个事实，再过两个半小时，就是我回国工作九周年整。1999年的3月15日晚上9:30左右，我回到北京，加入中国科学院的创新行列。

我是很能适应环境的人，但刚回国有几件事实在太出意外，一下子还真没法适应。

1. 食堂的櫈子当时是木头的，几天之内好几条裤子的屁股上都被木刺刺上了洞。直到现在，我在国内出门的时候都常常不敢穿质量较好的裤子，虽然现在而今眼目下带刺的质量不够好的木头櫈子已经比较罕见。

2. 回国后两三个礼拜研究所全体人员体检，结果说我是乙肝阳性。于是主任郑重地告诉我说以后外宾来陪吃饭你就尽量回避着点。我对此倒是不慌张，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有乙肝，因为我在出国前和回国前的所有体检一直都没有乙肝，要在美国染上乙肝还真有些难度，而我回国以后又没有跟任何陌生人过体液交换，所以我断定那绝对是查错了。后来一直到现在，我都再也没有查出过乙肝。但是当时这个误查对我的心情的影响的确很坏，而且我对自己马上就被善意地打入另类感受极深。这可能也是我后来一直对乙肝阳性者深有同情并绝无歧视的原因。

3. 中关村那段时间正在将电子一条街扩建中关村大街，后来又建四环，一直在拆迁。在一个多月内，我就接连丢了五六辆自行车，一年多之内就丢了九辆。邻居大妈有一天从中关村派出所硬是给我拿回来一辆自行车，她说派出所在发还最近追回的被盗自行车，她看见这很像我前不久丢的一辆自行车，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给领回来了。这辆车当然不是我的，但她领的时候又没有手续，所以也还没法退回去，除非我说是我偷的。后来这车也不知道扔在哪里去了，因为总怕被原车主某一天在街上拦住，说不清楚。

如此种种事情很多，但尽管如此，那个时候还总是心情快乐，对未来充满希望，好歹也算是赶上了路院长知识创新工程的第一趟车，有机会做点扎扎实实的研究。

不过现在好像有人认为连我回国较早都成了我的错。新近回来的一些人好像裤子没有被食堂的櫈子刺破也没有被误查出乙肝的经历，可能总会觉得我回国较早算是占了便宜。前些天还有一位好像知道一点内情的老兄在我的博客上还振振有词地说像我这种投入产出比很低的人，要不是因为回国比较早受到保护，人家早就应该把我怎么样怎么样了。

可是事实总是和谣言有天大的差距。我刚回国时人家硬是查出了我有乙肝，不过我知道我自己乙肝绝对不会有，而且还健康得很。我这辈子还没有在医院的病床上住过，我知道自己的卫生、饮食和生活习惯，也了解自己家族的潜在疾病状况，所以我明白自己年纪轻轻时绝不会莫名其妙地突然染上疾病，除非绝大多数的人都同时无法幸免地被传染。

同样，以我的教育和脚踏实地做事的态度，我对自己的工作和学术也从来都有同样基本的信心。这种基本的信心，其实只是人生中对未知事物和未来的一种基本的健康和乐观的情绪，即使是在最困难和最没有希望的时候，也不会消失。当然这有时候就被那些有些嫉妒心的人确以为是所谓“自大成狂”。对于持有这种看法，并且还要和我瞎折腾的人，我个人向来认为是螳臂挡车，受伤的其实是他自己。如果我没有这种乐观的情绪，是绝对不会一直坚持下来而且在学术上走到今天。

回头来看，除了这里写的博客文章之外，这九年中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正是自己独立做出的研究和培养的那些学生。这些研究让我在自己的领域获得了国际同行的真正尊重，绝大多数的学生也让我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这些都让我自己变得比以前更为自信和乐观，不管还会面对些什么样的困难和麻烦。

九年是既不长也不短的时间。回头一看，才发觉A lot of water has run under the bridge.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是为记。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2008.03.15

王铮老师在《委员同志，我反对小学增加繁体字教育》中的意见我很赞同。

我觉得只要国家不批判、禁止和惩罚公民学习和有限使用繁体字就是大恩大德了，有些人为什么还要得寸进尺呢？

进一步，中小学生必修的东西已经太多，教育部不是常常说要给他们减负吗？

博文《委员同志，我反对小学增加繁体字教育》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8007

个人经验

从小没有人教过我学繁体字，不过因为乱七八糟地看书，有时候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聪明，也虚荣地认了一些繁体字，现在写字时还时不时夹杂两个，也没有人提意见，可见大家都有两把刷子。这充分说明很多东西都是不需要在学校里面教的，就象女人会自己想办法学会打扮自己。

小学生的《新华字典》上每个字基本上都注明了繁简体，再傻的小学生也不会不学会几个。在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度某些委员们肯定是小学得上不好，又多年没有查过字典，也没有其它灵感，所以才有此类提案。

解放军应该学繁体字

认得繁体字，有些时候可能是很有用的。

为了尽到保卫祖国的职责，驻港部队起码应该认得大部分的繁体字，除非他们五十年（现在算来应该少于五十年了）之内在香港不上街，不读书、不看报和不看电视。

除非将来台湾人民同意一国两制统一的时候在基本法上明确写上将来只准用简化字，繁体字还是要在台湾存在下去的。即使理疗不太可能这种的法律，几十年的过渡期总得给吧？所以，为了尽到保卫祖国的职责，将来驻扎祖国台湾的部队起码应该认得大部分的繁体字。当然还有一个省事的变通办法，就是直接改变国军的番号，让他们保卫祖国宝岛就好了。

但是，即使是这么神圣的事情，也很难说用得着人大政协来立法，政府来颁布法令和规定啊！

繁体字补习班市场？

经济学上讲，只有有需求，就有市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为王，政府可以弥补市场不足，是为资本主义的和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为王，市场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是为社会主义的和谐。

不管有多大的对学习繁体字的需求，开办繁体字学习班总是可以尝试的。这点自由，人大代表们不至于要求政府批判、禁止和惩罚吧？

听听京剧又何妨？

我爸算得上是个戏迷，他的确很少欣赏电影和交响乐之类。因此，我小时候跟着他正而八经地看过很多川剧、京剧及其它戏剧。当然，这也是我那时晚上逃脱晚自习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可以说我这个年龄的人中看过不少连台本戏目的人是相当不多的，而且有这些经历也不错。问题是，现在还有人唱连台戏吗？

我在北京还跟着孔老师陪父母去看过一次全本的京剧《四郎探母》，电视上能够出现的那些重要京剧名角鱼贯出场几乎一网打尽，的确比以前看过的唱得热闹些。

女儿两三岁的时候也会陪着爷爷看中央台11频道的川剧和京剧，有时候两爷孙还会跟着哼哼呀呀一番，甚是有趣。可是，我还是没有成为一个戏迷，我女儿估计也不会。如果不是别人拉着或要陪客，我自然不会无聊到专门跑去看川戏和京剧的程度。如果真的去了，也不会中途跑掉，而且还会尽量欣赏。可是这也不说明什么，我做什么事原则上都不会随便跑掉，而且会尽量欣赏。

国粹！国粹！

可是我真的不觉得川剧或者京剧是什么连小学生都需要在课堂上学习的国粹。适当抬高是可以的，可是就凭慈禧太后和江青同志这两个臭老娘们儿所代表的文化和欣赏水平，我也觉得把京剧抬那么高是件国耻。

更为让我觉得是国耻的是到北京梨园剧场去看京剧表演。其中剧目选择之滥和演员之不敬业，连我这个对很不像话的季广茂教授的行为都能有一定程度的宽容的人，都觉得太不像话。

所谓国粹，首先要是民间的。简单地说，国粹首先要能够做到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据说姜昆同志现在对郭德纲很有意见。姜昆凭什么要管着郭德纲，他们不是一辈儿的吗？

我不是相声迷，更不是郭德纲迷，但是大家应该明白持民间科学家立场的人会认为扼杀国粹的都是些什么人。

I have a dream

我搜索了一遍自己的灵魂，发现自己从作为国粹的麻将中学到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并不亚于听戏。

我的一个梦想是建议代表我的人大代表下一次建议将麻将设为中小学必修课，或者起码是选修课。其它地方如果有问题，我的家乡四川省和重庆市起码可以先行试点推广。作为国粹，麻将不仅可以开发和锻炼早期智力，而且可以成为青少年孝敬老年人的高尚和高雅的共同娱乐和共同语言，促进社会和谐。

随着中国社会之逐步老龄化，麻将最有可能成为作普通和有效的沟通中国人家庭亲情促进和谐开发智力的最好工具。大家还能像想得出来其他的取代方式吗？所以，提倡正确的麻将观，从娃娃抓起，非常之有必要。

明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打歌曲名字就建议暂定为《常回家麻将》，四人麻将及四人以上的全民麻将运动最能够突出体现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旋律。

另外附加一句：反对的人都是混蛋和小日本的走狗！

呵呵！

韩国和印度的科研状况究竟如何？

2008.03.14

狼又来了

我不是很了解韩国科学研究的状况。

去年接到一个邀请到韩国去开一个光谱学的CLIO会议，由于和去美国的行程紧接在一起，再加上其中主要的一些受邀者人在去年去欧洲和美国的会议中已经或将见到，又不想自己过于紧张，就谢绝了。

和很多人一样，现在我很想知道的一件事情是韩国科学界除了“土鳖”黄禹锡和“海龟”金泰国弄虚作假之外，究竟其真正的研究状况如何。

《韩科学家《科学》和《自然》子刊论文涉嫌不端》新闻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314121128828203598.html

中国不如韩国

中国科学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在Nature或Science上作假的问题，这是好事。

但同时这也颇让人担忧。因为弄虚作假的能力其实无疑也是一种难得的能力，尤其是在前沿科学领域能把假做到Nature和Science上去。

在作假能力方面连韩国都不如，国人最明智的反应恐怕应该是感到惭愧。因为这和中国足球若干载逢韩不胜都显然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形象不符。

中国科学需要走向世界，如果只是局限于在国内的期刊和著作上弄虚作假肯定是不行的。当然，弄虚作假到了国际上去，查处起来也不及韩国人，会更糟糕。

中国不如印度

进一步让人沮丧的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也赶不上印度。

两周前报道的那位印度化学家几年内编造的论文居然达七十篇之多，而且很多还是SCI影响因子相当不错的期刊上的文章。

《印度一化学家大规模论文造假东窗事发》新闻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229121442235202448.html?id=202448

中国科学家在学术造假问题上的自律绝对要好得多。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完全不需要编造那么多文章，就可以当上研究员和教授。比如像我这种所谓“投入产出”很少的人都早早当上了中国科学院顶级研究所研究员。

这是不是真的说明我们对教授和研究员的学术要求实在太低了呢？

官本位和等级制度

我的印象中韩国和印度学术界的官本位好像没有中国大陆严重，但等级制度好像要严重一些。不知道这是否正确。

是不是应该有专家对此问题做一些专门的比较性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