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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分明最好

2007.11.30

看见首页上孟津同学的《基金评审中的吃饭问题》博文，忍不住也来凑热闹说两句。 

《基金评审中的吃饭问题》博文链接：http://www.stimes.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1778

10年前我刚到DuPont的时候，我和我的老板与一个公司外面请的顾问一起午餐，每人花了10元钱左右。结账的时候，我和老板自己付账，客人的帐单拿回去报销。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人会自己替公司掏腰包。他们一般对即使很小一笔钱，应该公司出的，也不会自掏腰包。美国人在小事上绝没有中国人那么大公无私，小事上大公无私的事情也往往只是在国内优秀的人民公仆身上比较普遍。

一开始我觉得这种做法很新鲜。仔细一想，觉得这可能才是为什么人家能保持好的工资和福利的原因，当然也可能是人家有好的工资和福利的结果。在那里很高级的主管办公室也很简单和适用。远不像国内两极分化，不是简陋得不成样子，就往往是搞得非常气派和豪华，朝令夕改，不中不庸。

回国以后，我一直也对国内比较普遍的和制度化的公私不分的现象很不习惯，但现在也基本上是入乡随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经济学上讲工资低于平均期望的劳动回报，普遍的干私活现象就会自动出现。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关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前几年还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设计制度的人和将来要设计制度的人，应该好好研习一下。国家有关部门整天要禁止和检查各级部门普遍存在的小金库，成绩巨大，但总是没有什么效果。我看首先还是整个分配制度不合理，然后才是监督制度不配套和不得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当然不能凑效。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页链接：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1/index.html

我们常常称赞大公无私，现实结果却是普遍的大私无公。老实说，我觉得最好是既没有大公无私，也没有大私无公，公私分明最好。这样既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社会道德，也最人性化。

罨画池/陆游祠/文庙

2007.11.27

以下是崇州罨画池/陆游祠/文庙公园的一组照片。

巴蜀网上有关崇州罨画池的介绍链接：http://www.bashu.net/travel/chengdu/ci_yanhuachi.htm
巴蜀网上有关陆游在四川经历的介绍链接：http://www.bashu.net/people/l/luyou.htm
《圣贤志向：崇州文庙感怀》网文链接：http://www.oklink.net/online/tougao/56374/38428.htm

罨画池碑

一池秋色1

一池秋色2

一池秋色3

疑无路桥
可见当年电视剧《红楼梦》中宝黛的影子？

一池秋色4

池畔夹道水杉

陆游祠碑

直径通幽

陆游祠 香如故堂

陆游祠 放翁堂

文庙 大成殿

文庙 牌坊

文庙 万仞宫墙
当年上学时几乎每天从墙下走过，觉得真高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蜀州行记

2007.11.27

上个礼拜到成都开国际纳米会议和在四川大学访问，顺便回了一趟离成都不过30多公里的现属成都管辖的崇州市，也就是我上中学和我父母居住了将近30年的地方。

回家看看

崇州不是我的老家，我的老家在四川（现重庆）大足，而我出生在四川（现重庆）永川。到崇州以前，我在永川3年，在攀枝花7年上完幼儿园和小学。我在崇州只有5年时间，上初中和高中。那个时候崇州市还叫做崇庆县。以前我说我来自崇庆，别人都以为是重庆，反正两个地名发音没区别，而且对我来说也都算正确，所以也不用特别区分。

在崇州短短的一天多的时间中，做了几件事：

1. 陪女儿、父母和兄弟全家一起去钓鱼。
2. 游罨画池和陆游祠。
3. 见了些亲戚朋友。

崇州/蜀州

崇州东距成都37公里，位于天府之国腹心，为繁荣富庶之地，有“蜀中之蜀”、“蜀门重镇”之称。公元前8世纪，蜀国鱼凫时代最后一个蜀王杜宇的治所就在崇州的江源。

百度百科上崇州词条的介绍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399421.htm

崇州古代又称蜀州。地球人都知道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诗出自唐代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其中的蜀州正是此地。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唐 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百度百科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介绍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162637.htm

大熊猫故乡

大家很少知道崇州也是大熊猫故乡，全国十四个熊猫生态自然保护区之一。2001年2月有一只病饿的大熊猫闯入农家获救的事就发生在崇州。

《大熊猫病重闯进农家 抢救国宝争分夺秒》报道链接：http://life.sohu.com/20010213/file/0000,645,100028.html

罨画池/陆游祠/文庙

每次回家，时间再短，也总是要去看一看崇州城中的罨画池/陆游祠/文庙公园。它是非常有特色的将自然、人文和历史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的园林。我看过很多园林后，仍然非常喜欢。

陆游曾两度任蜀州通判，罨画池是其流连忘返处，他在这里留下许多吟咏园中景色的诗篇，其中10多首写到罨画池的梅花荷花。在崇州期间大概是陆游在四川颠沛流离期间比较闲适的一段，他在一年多时间内的写了200多篇诗词，而且在晚年还写诗对这里的风物进行吟诵，所以这里的人也把他当成是自己人。这里的陆游祠和浙江绍兴陆游故居是仅存的两个陆游祠。

文庙的历史不长，始建于明洪武初，但却是中国西部保存最完好的几个文庙之一。所幸的是文革中居然基本上没有被破坏。90年代又进行了修缮，但基本都还是原貌。

巴蜀网上有关崇州罨画池的介绍链接：http://www.bashu.net/travel/chengdu/ci_yanhuachi.htm
巴蜀网上有关陆游在四川经历的介绍链接：http://www.bashu.net/people/l/luyou.htm
《圣贤志向：崇州文庙感怀》网文链接：http://www.oklink.net/online/tougao/56374/38428.htm

没有去的地方

四川是少有的人杰地灵之地，四川各地自然、历史和人文遗迹丰富，崇州也不例外。我小时候去过的不少地方，印象已然不深。如果有时间，我宁愿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游将过去。

我在四川一共只住过15年，而且是交通极为不便的15年，虽然相比之下也算去过不少地方，但很多川内的地方也还是没有去过。我在崇州的时间只有短短5年，虽然学会了说崇州话，但崇州的很多地方我也还没去过，比如传说中明朝建文帝朱允文最后出家之地的街子光严禅寺，所谓崇州沙陀古国的遗址，以及崇州三郎镇的九龙沟风景区等。

光严禅寺的介绍链接：http://www.tbcn.net/2006/ReadNews.asp?NewsID=611
百度百科上关于崇州沙陀古国的介绍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1070945.htm
有很多九龙沟图片的旅游网站链接：http://www.mjjq.com/blog/archives/1272.html

中国式人文的精髓

《礼记·大学》中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诚，意诚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这是中国最基本的个人与社会和谐的文化政治理想和准则，是个人、家和国的三位一体。只知有国，不知有家和个人，只知有中央，不知有地方和民间百姓，中国的事情就和谐不起来了。这是常在北京的人首先要搞清楚的事情。

到崇州如果没有去三位一体的罨画池/陆游祠/文庙，和去了野人国又有什么两样？失去了共同的文化根基，还谈得上什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临”？世界何尝不要共同的文化根基，但这根基又是什么呢？

数学家总是与众不同

2007.11.19

《张寿武：一位天才加幸运的数学家》

前一段时间内人一直在忙碌地整理Columbia数学系张寿武教授的采访录音和写作相关文章。虽然有时候她会很激动地和我谈论和张寿武有关的事情，而我总是很不激动地说“So？！”，然后就去写自己的博客或者看自己的书。所以，和往常绝大多数时候一样，她们这篇文章发表之前的稿子我一点都没有看过。

今天终于在网上读到《科学时报》今天发表的内人和同事写的专访《张寿武：一位天才加幸运的数学家》及相关文章。读过之后觉得把张寿武的工作和为人写活了。我当时在办公室就给她办公室打电话，准备夸奖一下，可惜没有人接。

《张寿武：一位天才加幸运的数学家》全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7111975942705194534.html?id=194534

数学家总是与众不同

我以前并不了解张寿武。读完《张寿武：一位天才加幸运的数学家》，更进一步地印证了我一贯的看法，就是：（好的）数学家总是与众不同。

我一直喜欢数学和数学家。我在大学二年级曾经申请修学一年去学更多地数学，系主任俞老师好说歹说劝阻了我，所以我到现在数学学得还是很少。

我在1991年到Columbia化学系之后，有人在校园中指着一个个子不太高的瘦瘦的中国人说：“这个人是王元的学生，听说很厉害。”Columbia化学系的楼和数学系大楼相距不到二十米，不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虽然我也到数学系图书馆借过书，但认识的数学系的中国学生基本上都是在桥牌桌上认识的，其中并没有张寿武。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最近一次见到张寿武，是今年九月一日在Columbia数学系他的办公室。那一天是礼拜六，因为内人刚采访过他不久，所以约好了和他聊聊天，让他当半天地主。午餐之后，我们在一起聊了差不多大半个下午，主要是谈研究方面的心得以及对一些科学问题的基本看法。虽然我们的研究领域完全不同，但对待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还是可以相互借鉴。当然，主要是我向他借鉴。文章中他的那些与众不同的故事，并没有涉及。

有了和张寿武的这个接触，再读《张寿武：一位天才加幸运的数学家》，我才确信文章是把他写活了。

与众不同的人生如何复制？

读了《张寿武：一位天才加幸运的数学家》文章中的那些故事，我们自然会问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的问题：与众不同的人生如何复制？

问这个问题恐怕比问中国人如何才能得诺贝尔奖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如何才能得诺贝尔奖的办法，并且大量复制，恐怕诺贝尔奖早就没有价值了。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应该是没有多少办法复制的。

既然如此，正确的态度可能只有两个。第一，是开始时不要扼杀，第二，是在一定阶段的时候要能够接受。至于具体怎么做，是专家的事情，任何一刀切的优待政策恐怕都起不到多少作用。

张寿武对数学的爱好和天赋一开始没有被扼杀，是个奇迹；在他显露出数学才华后，他在专业上也被恰当地接受，是理所应当。这两者加起来就构成了张寿武的幸运。前者要求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后者要求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高标准的学术界。

这些东西说来容易，但却难得。前不久我在中山大学学医学的表弟告诉我他没有办法跟他期望的老师做研究生，虽然那个老师也很想要他，而且他在整个七年制的年级中成绩也是数一数二。原因：为了“公平”，今年一律不给名额。所以，他只能到其他专业去找老师。当然，这并不是世界的末日，但很难说是什么好事。

我们的政策，越来越一刀切地限制导师在选择和培养研究生上的自主权限，而不是着重于提高选拔导师的标准。张寿武要是生在今天，恐怕是凶多吉少。

不得不提到的是，张寿武的幸运还在于王元先生的学术远见和慧眼识珠。文革中王元老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敢于为陈景润的论文背书，更是令人钦佩。

王元老也不可复制。

（今天下午要出去开会，一周后回来，出门之前赶忙把这篇贴在这里。）

Latour的困惑：什么是可靠的知识？

2007.11.18

前几天一直在替公共知识分子去魅。但是任何一件事情去魅之后都会带来很多麻烦，因为正面和反面的东西都可以被同样地去魅。

比如说，曾经为科学去魅贡献很大的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Bruno Latour就遇到这个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问题。

为科学去魅的Bruno Latour

对专业科学家的研究过程，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Bruno Latour (1947-) 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他的相关著作是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和哲学中的必读书目。其中有1986年出版的《Laboratory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和1988年出版的《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在2006年前是巴黎高等矿业学院（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mines in Paris）教授，现在是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的教授和Directeur scientifique（Vice-President for research）。

Bruno Latour的主页链接：http://www.bruno-latour.fr/

Amazon上Bruno Latour的《Laboratory Life》介绍和链接： http://www.amazon.com/Laboratory-Life-Bruno-Latour/dp/069102832X

Amazon上Bruno Latour的《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介绍和链接：http://www.amazon.com/Science-Action-Scientists-Engineers-through/dp/0674792912/ref=sr_1_3?ie=UTF8&s=books&qid=1195353976&sr=1-3

老实说我没有通读过Latour的这几本著作，我只是翻阅过它们和看过一些相关的介绍和评论。很多人把Latour的研究作为否定科学研究和科学真理的客观性的根据，是后现代哲学和社会学中最为重要的工作。

Latour的困惑

现在全球都关心Global Warming的问题，已经有无数科学研究的证据表明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及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关。可是反对的人用了Latour对科学去魅的逻辑，说虽然有很多证据，但是仍然不能是完全确定的真理，所以不能作为必须采取行动的理由。

所以在2004年的Critical Inquiry上Latour发表了题为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的评论（Critical Inquiry 30, 225-248），在其中他说：

I myself have spent sometimes in the past trying to show the "lack of scientific certainty" inher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acts. I too made it a "primary issue." But I did not exactly aim at fooling the public by obscuring the certainty of a closed argument–or did I? After all, I have been accused of just that sin. Still, I’d like to believe that, on the contrary, I intended to emancipate the public from a prematurely naturalized objectified fact. Was I foolishly mistaken? Have things changed so fast?

Latour的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原文链接：http://criticalinquiry.uchicago.edu/issues/v30/30n2.Latour.html

Latour是后现代哲学的一面旗帜。Latour在他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真理也不是100%的真理，所以不能用来作为压制不懂科学的人的工具。现在，右派用了左派辛辛苦苦发展出来的后现代理论，来反对左派言之凿凿的环保事业。自己给自己下了套，一点办法没有。

Latour说，我并没有要愚弄公众而故意混淆the certainty of a closed argument（自足的论据的确定性）。Latour说他相信他当初只是要把公众从不成熟的自然化和客观化的事实（prematurely naturalized objectified fact）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不再受貌似客观的科学真理的欺骗。

说到底，我总算明白Latour不仅相信客观真理的存在，而且相信通过科学方法客观真理是可以被认识到的。这并不是很多相信后现代主义的人们所解释的所谓科学根本就人为制造出来的，是和宗教或迷信一样的所谓社会建构出来的真理（socially constructed truth）。

我的困惑

我上面说过我没有通读过Latour的这几本著作。但是我从我读到的介绍和评论中一直很困惑：为什么Latour和科学家在实验室一起很长时间，却得出科学真理只是社会建构出来的真理（socially constructed truth）的结论。是不是他得出的结论其实并不如此，只是被别人误读了？没有充分的研究，这些都是我不得而知的。但是，Latour的这篇评论明明白白第告诉大家，他自己其实也非常困惑，而且他以前说出来的东西似乎并没有完全表达出他所知道的知识的全部。

我也认为科学知识之中是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科学的方法也不是万能的。不过，总的来讲，科学方法之外的其它方法相比之下原则上是更成问题，所以，把科学和其它知识体系等同起来完全是奇怪的想法。实话说，那些总是抗拒科学方法的所谓人文学者其实应该说只是“反人文学者”，真正的人文学者是不会抗拒科学方法的。真正的人文学者，应该仔细研究是什么样的社会和个人原因导致了这种状况，尤其是在中国。

小结

我赞成对科学去魅，但是我不赞成把跟应该被去魅的其它东西的可靠性置于科学之上。我并不赞成什么事情都由科学家来说了算，但我更不赞成任何公共的事情由不懂常识和不尊重科学方法的人说了算。人每一天都在做选择和决断，应该怎么做，看着办吧。

Bruno Latour的困惑表明，人类对于人类知识确定性的追求是永恒的。即使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的Latour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他自己其实也追求知识的确定性，排斥不确定地知识。Latour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讯息是：既要警惕任何不可靠的知识，又要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断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但是，再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权威的前提下，人们如何才能办到这一点呢？退而求其次，没有绝对的权威，但起码要有可靠和信赖程度相当高的权威。

社会上的公共的知识分子或许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引起公众对某些事物的关注，但是只有足够专业化和职业化的专业人士才的足够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才能真正帮助公众弄清事实和做出尽量准确的判断。当社会普遍缺少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制度化支持的时候，因为可以信赖的权威太不可靠，社会不成熟，公众的反应也常常混乱不堪。

任鸿隽先生早在1914年就认识到“中国无学界”和“学界”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今天中国虽有学术界之名，却难有学术界之实，实在是让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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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our评论的全文如下：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by Bruno Latour

Critical Inquiry 30, 225-248

Wars. So many wars. Wars outside and wars inside. Cultural wars, science wars, and wars against terrorists. Wars against poverty and wars against the poor. Wars against ignorance and wars out of ignorance. My question is simple: Should we be at war, too, we, the scholars, the intellectuals? Is it really our duty to add fresh ruins to fields of ruins? Is it really the task of the humanities to add deconstruction to destructions? More iconoclasm to iconoclasm? What has become of critical spirit? Has it not run out of steam?

Quite simply, my worry is that it might not be aligned to the right target. To remain in the metaphorical atmosphere of the time, military experts constantly revise their strategic doctrines, their contingency plans, the size, direction, technology of their projectiles, of their smart bombs, of their missiles: I wonder why we, we alone, would be saved from those sort of revisions. It does not seem to me that we have been as quick, in academe, to prepare ourselves for new threats, new dangers, new tasks, new targets. Are we not like those mechanical toys that endlessly continue to do the same gesture when everything else has changed around them? Would it not be rather terrible if we were still training young kids–yes, young recruits, young cadets–for wars that cannot be thought, for fighting enemies long gone, for conquering territories that no longer exist and leaving them ill-equipped in the face of threats we have not anticipated, for which we are so thoroughly disarmed? Generals have always been accused of being on the ready one war late–especially French generals, especially these days; what would be so surprising, after all, if intellectuals were also one war late, one critique late–especially French intellectuals, especially now?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after all, since intellectuals have stopped being in the vanguard of things to come. Indeed,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now since the very notion of the avant-garde–the proletariat, the artistic–has passed away, has been pushed aside by other forces, moved to the rear guard, or may be lumped with the baggage train.1 We are still able to go through the motions of a critical avant-garde, but is not the spirit gone?

In this most depressing of times, these are some of the issues I want to press not to depress the reader but to press ahead, to redirect our meager capacities as fast as possible. To prove my point, I have not exactly facts rather tiny cues, nagging doubts, disturbing telltale signs. What has become of critique, I wonder, when the New York Times runs the following story?

Most scientists believe that [global] warming is caused largely by manmade pollutants that require strict regulation. Mr. Luntz [a lobbyist for the Republicans] seems to acknowledge as much when he says that "the scientific debate is closing against us." His advice, however, is to emphasize that the evidence is not complete. "Should the public come to believe that the scientific issues are settled," he writes, "their views about global warming will change accordingly. Therefore, you need to continue to make the lack of scientific certainty a primary issue."2

Fancy that? An artificially maintained scientific controversy to favor a "brown backlash" as Paul Ehrlich would say.3 Do you see why I am worried? I myself have spent sometimes in the past trying to show the "lack of scientific certainty" inher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acts. I too made it a "primary issue." But I did not exactly aim at fooling the public by obscuring the certainty of a closed argument–or did I? After all, I have been accused of just that sin. Still, I’d like to believe that, on the contrary, I intended to emancipate the public from a prematurely naturalized objectified fact. Was I foolishly mistaken? Have things changed so fast?

In which case the danger would no longer be coming from an excessive confidence in ideological arguments posturing as matters of fact–as we have learned to combat so efficiently in the past–but from an excessive distrust of good matters of fact disguised as bad ideological biases! While we spent years trying to detect the real prejudices hidden behind the appearance of objective statements, do we have now to reveal the real objective and incontrovertible facts hidden behind the illusion of prejudices? And yet entire Ph.D programs are still running to make sure that good American kids are learning the hard way that facts are made up,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natural, unmediated, unbiased access to truth, that we are always the prisoner of language, that we always speak from one standpoint, and so on, while dangerous extremists are using the very same argumen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o destroy hard-won evidence that could save our lives. Was I wro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vention of this field known as science studies? Is it enough to say that we did not really mean what we meant? Why does it burn my tongue to say that global warming is a fact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Why can’t I simply say that the argument is closed for good?

Should I reassure myself by simply saying that bad guys can use any weapon at hand, naturalized facts when it suits them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when it suits them? Should we apologize for having been wrong all along? Should we rather bring the sword of criticism to criticism itself and do a bit of soul-searching here: What were we really after when we were so intent on show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Nothing guarantees, after all, that we should be right all the time. There is no sure ground even for criticism.4 Is this not what criticism intended to say: that there is no sure ground anyway?

But what does it mean, when this lack of sure ground is taken out from us by the worst possible fellows as an argument against things we cherished? Artificially maintained controversies are not the only worrying sign. What has critique become when a French general, no, a marshal of critique, namely, Jean Baudrillard, claims in a published book that the World Trade Towers destroyed themselves under their own weight, so to speak, undermined by the utter nihilism inherent in capitalism itself–as if the terrorist planes were pulled to suicide by the powerful attraction of this black hole of nothingness?5 What has become of critique when a book can be a best-seller that claims that no plane ever crashed into the Pentagon? I am ashamed to say that the author was French too.6 Remember the good old days when revisionism arrived very late, after the facts had been thoroughly established, decades after bodies of evidence had accumulated? Now we have the benefit of what can be called instant revisionism? The smoke of the event has not yet finished settling before dozens of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already revising the official account, adding even more ruins to the ruins, adding even more smoke to the smoke. What has become of critique when my neighbor in the little Bourbonnais village where I have my house looks down on me as someone hopelessly naive because I belie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been struck by terrorist attacks? Remember the good old days when university professors could look down on unsophisticated folks because those hillbillies naively believed in church, motherhood, and apple pies? Well, things have changed a lot, in my village at least. I am the one now who naively believes in some facts because I am educated, while it is the other guys now who are too unsophisticated to be gullible anymore: "Where have you been? Don’t you know for sure that the Mossad and the CIA did it?" What has become of critique when someone as eminent as Stanley Fish, the "enemy of promise" as Lindsay Waters calls him, believes he defends science studies, my field, by comparing the law of physics to the rules of baseball?7 What has become of critique when there is a whole industry denying that the Apollo program landed on the Moon? What has become of critique when DARPA uses for its 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project the Baconian slogan Scientia est potentia? Have I not read that somewhere in Michel Foucault? Has Knowledge-slash-Power been co-opted of late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Has Discipline and Punish become the bedside reading of Mr. Ridge?

Let me be mean for a second: what’s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conspiracists and a popularized, that is a teachable, version of social critique inspired for instance by a too-quick reading of, let’s say, a sociologist as eminent as Pierre Bourdieu–to be polite I will stick with the French field commanders? In both cases, you have to learn to become suspicious of everything people say because "of course we all know" that they live in the thralls of a complete illusio on their real motives. Then, after disbelief has struck and an explanation is requested for what is "really" going on, in both cases again, it is the same appeal to powerful agents hidden in the dark acting always consistently, continuously, relentlessly. Of course, we, in the academy, like to use more elevated causes–society, discourse, knowledge-slash-power, fields of forces, empires, capitalism–while conspiracists like to portray a miserable bunch of greedy people with dark intents, but I find something troublingly similar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explanation, in the first movement of disbelief and, then, in the wheeling of causal explanations coming out of the deep Dark below. What if explanations resorting automatically to power, society, discourse, had outlived their usefulness, and deteriorated to the point of now feeding also the most gullible sort of critiques?8 Maybe I am taking conspiracy theories too seriously, but I am worried to detect, in those mad mixtures of knee-jerk disbelief, punctilious demands for proofs, and free use of powerful explanation from the social neverland, many of the weapons of social critique.

Of course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an absurd deformation of our own arguments, but, like weapons smuggled through a fuzzy border to the wrong party, these are our weapons nonetheless. In spite of all the deformations, it is easy to recognize, still burnt in the steel, our trade mark: MADE IN CRITICALLAND.

1.  On what happened to avant-garde and critique generally, see Iconoclash: Beyond the Image Wars in Science, Religion and Art, ed. Bruno Latour and Peter Weibel (Cambridge, Mass., 2002). The present article is very much an exploration of what could happen "beyond the image wars."
2. This Mister Luntz seems to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I read later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re is a better way [than passing a law that restricts business], which is to keep fighting on merit. There is no scientific consensus that greenhouse gases cause the world’s modest global warming trend, much less whether that warming will do more harm than good, or whether we can even do anything about it. Once Republicans concede that greenhouse gases must be controlled, it will only be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y end up endorsing more economically damaging regulation. They could always stand on principle and attempt to educated the public instead. [Wall Street Journal, 8 Apr. 2003]
And the same publication complains about the "pathological relation" of the "Arab street" with truth!
3.  See Paul R. and Anne H. Ehrlich, Betrayal of Science and Reason: How Anti-Environmental Rhetoric Threatens Our Future (Washington, D.C., 1997).
4.  The metaphor of shifting sand was used by neomodernists in their critique of science studies; see A House Built on Sand: Exposing Postmodernist Myths about Science, ed. Noretta Koergte (Oxford, 1998),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authors of this book looked backward to reenter the solid rock castle of modernism and not forward to what I call, for lack of a better term, nonmodernism.
5.  See Jean Baudrillard, The Spirit of Terrorism: And Requiem for the Twin Towers (New York, 2002).
6.  See Thierry Meyssan, 11 Septembre 2001: L’effroyable imposture, translated as 911: The Big Lie (London, 2002). Conspiracy theories have always existed, what is new in instant revisionism is how much scientific proof they claim to imitate.
7.   See Lindsay Waters, Enemy of Promises, forthcoming.
8. Their serious as well as their popularized versions have the defect of using society as an already existing cause instead of as a possible consequence. This was the critique that Gabriel Tarde always made against Durkheim. It is probably the whole notion of "social" and "society"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weakening of critique. I have tried to show that in Latour, "Gabriel Tarde and the End of the Social," in The Social in Question: New Bearings in the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Patrick Joyce (London, 2002), pp. 117—32.

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六）

2007.11.17

保平兄终于回来并且调整过来了。他昨天深夜专门写了《公共知识分子 & “人物”》的博文，仔细从chronicle的角度总结他和我之间的不同看法。这非常好，因为我们可以更为仔细地讨论相关的问题。

保平兄《公共知识分子 & “人物”》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1186

两个结

在我看来，保平兄思维中绕不过的结有两个，这是他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事物的方式的结果。

这两个结是：

1. 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
2. 真正的和假的公共知识分子

科学和人文是一回事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人文，真正的科学家从来都具有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一切特征，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从来都具有真正的科学家的一切特征。

我个人从来就没有贬抑过人文知识分子，更没有高抬过科学家。至少在我说99%的XXX按照特定的标准不算合格的时候，我是因为“贬抑”中国的科学家而让很多人“愤怒”的。

事前诸葛亮和事后诸葛亮

第二个问题也不复杂，其关键在于确定“假”的和伪装的XXXX算不算XXXX。

从认识问题的客观的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来讲，人们不能看到自己不在场的事情，也不能总做“事后诸葛亮”。人们不能总是在林彪同志摔死之后说自己早就知道他不是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实践中，绝大多数人决不会在林彪死前说他不是共产主义战士，即使那个时候有人说，也没有人当真，也不能这样说了就是真的先知先觉。林彪死前不能说他不是共产主义战士，死后再说不是难道就能改变事实和历史？

好了，现在有一个念过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的人，比如说我大学同学的中学同学我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北大孔庆东副教授，他老在公共的领域内发表意见、写书、演讲上电视，影响大众，他算不算公共知识分子？我说，不管他说的东西对不对，以及他将来会做什么荒唐事，算。因为大众没有办法简单地区分他的什么意见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他的什么行为是对的和什么行为是不对的。

遥想当年，希特勒在监狱中撰写《我的奋斗》，洛阳纸贵，直到最近希特勒的亲戚还试图让德国政府归还该书的多少多少亿的版税。希特勒既有思想，又有为了理想而进行政治革命和不惜坐穿牢底的行为，是完全的公共知识分子行为，就算按保平兄的说法他根本就不配作知识分子，但这不过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式的结论。想当初，德国国内的民众和知识阶层，赞成和不反对希特勒思想和行为的人总是多数，他们难道会是先知道希特勒不是“真正”代表德国良心的知识分子吗？想当初，大西洋两岸，以及全世界各国，都有效法希特勒的“有志之士”，连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很多中国人的拉贝先生，也是正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的信徒。

在希特勒之前就得到意大利人民广泛爱戴的教师和记者墨索里尼，当然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我认为大家应该抛弃“事后诸葛亮”的思维方式和定义，在实实在在的历史和现实过程中寻找可以操作的定义。按照这样的定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然在事前是不折不扣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事后大家可以定义他们不是真正的；林彪江青当然是和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事后大家也可以定义他们不是真正的。

所以，因为历史和社会不是按照“事后诸葛亮”的方式行事的，我的态度和办法很简单。在老百姓搞不清如何按照“事后诸葛亮”的方式去判断谁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谁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应该对他们看到的任何一个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象公共知识分之的人和思想保有充分的警惕和不信任。

老百姓的最佳选择

我们现在怎么知道，今天中国社会中看来像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中，有多少会在将来入保平兄所说的那样“背叛”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我们怎么会事先知道：刺杀摄政王的汪兆铭会成为卖国“汉奸”？当年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林彪会摔死在温都尔汗？两年前还在领导上海人民奔小康的陈良宇会身陷囹圄？拍摄《红高粱》、《老井》、《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张艺谋会成为奥运仪式的总导演，不仅《活着》，还活得比谁都好？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人们没有办法做“事前诸葛亮”，但是最好能够具有起码的“事前诸葛亮”的警惕和警觉。

如果绝大多数人不能成为“事前诸葛亮”，就请接受我推荐的这种“事前诸葛亮”式的定义方式，而不是保平兄那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定义方式，对所有“疑似”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不管一个人将来成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几率多么小，都保持起码的警惕，并且要求他们尽量做到起码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科学的经验主义

保平兄的思维方式中，是试图以本体论的方式给事物一个本质性的定义；在我的思维方式中，是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给事物一个现象学的定义。本体和本质是从来不可知的，现象却总可以直接地观察和把握。

可以看出，我的思维是偏重归纳，我进行的演绎是立足于归纳的；保平兄大抵是偏重演绎，他的归纳更依赖于演绎。我的定义为了能够符合现象是可以修正的，而保平兄宁愿不修正原来的定义而去借助于新的定义，所以他专门转帖了摩罗最近的那篇博文《这是一个没有“人物”的时代 》，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两种思维方式和习惯常常会出现分歧。我们在这里的这些讨论就是这两种不同侧重的思考方式的最好的例子。

我不是不可知论者，也不是怀疑论者。我在日常的科学研究和生活中，最关心的是人类思维的局限以及如何尽量逃脱这种局限的方法。专业的学者，最需要的是对任何问题反复地进行事实上和逻辑上的比较，他们在研究中常常发现真实的事物和事件比任何简单的定义更为复杂和难以分类，他们能够在事物的细节上更好地把握这些区别，但为了更有效地认识和传递这些认识，又不得不对事物进行详细担忧充分简化的分类和进行定义。我觉得，在保平兄做的昆虫植保研究中，进行这样的分类和定义尤为重要。

可是，分类和定义之后，又如何还原本来存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呢？这正是真正的学问之所在。我们会看见在实践中有经常打破原来的分类和定义的需要，并且在很多时候使用不同标准和方法的分类和定义，给同一个事物不同的关键词和标记，这就会涉及到非常专业化的细节。

我在查字典的时候，总是会多看和多体会一个词的不同含义。记得有一篇文章在称赞钱钟书先生学问大的时候，举例说他居然知道third degree是严刑逼供和拷问的意思，而绝大多数英国人或美国人都不知道。学问做到这种程度，当然了不起。不过我的解释其实很简单，一定是钱钟书阅读过的某一本还不算冷僻的书中有这个词，所以他仔细地查了字典。记得后来我的确在某一本还算不那么生僻的书中看到了书中某个不经意的地方有这个用法，它应该是在钱老先生当年的读书单上。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本书是什么了，但因为事先知道老先生的这个故事，所以留了意。前不久看一个文艺片，片中那对夫妇闹矛盾的时候，也用过third degree这个词，当时我听起来觉得相当刺耳。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经验性的。正如Keynes所说，“Madmen in authority, who hear voices in the air, are distilling their frenzy from some academic scribbler of a few years back.”那些看似凭空想象出来和crazy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确定地有某种经验性的来源。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从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判断能力的基础上，能够较为正确地了解、分析和把握它们。

小结

本来是讨论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结果却花了很多篇幅来讨论思维方式和名词定义。相信这些讨论起码可以帮助大家和自己不是简单地看待那些本来就很复杂的事物。

爱因斯坦说，“The only source of knowledge is experience.” “The whole of science is nothing more than a refinement of everyday thinking.” 那些常常把知识和科学搞得神神秘秘的人，应该仔细领味这两句话。想当初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有人批判爱因斯坦是唯心主义者，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象出来的。

对老百姓和普通民众以及整个社会最重要的事情，不仅是要对公共知识分子去魅，也应该对所有的知识和科学去魅。社会的更为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发展，乃是去魅的必由之路。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不可能用一种神秘主义代替另一种神秘主义，然后还称之为思想和知识乃至人类的进步。在认识到世界是充满神秘主义的思想和知识的现实和前提下，我们也不应该毫无根据地轻易去打破那些经验上尚能发挥其社会和私人功用的那些不够现代的传统。

那些守旧主义者，错误地认为社会的更为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发展会毁坏传统，宁原听任那些更不负责任的神秘主义思想的肆虐，也不愿意拥抱科学的经验主义。殊不知，传统之所以是传统，正是因为它是经验的和历史的，而绝不是因为它是神秘的。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因为缺乏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认识和训练，所以才在起到他们的正常社会作用的时候，又常常对传统和未来构成双重的威胁。

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五）

2007.11.16

为公共知识分子去魅

我在《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五）》中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定义成公共知识分子，的确让很多人感到震惊，连保平兄也说他无语了。

我说这些，无非是要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去魅，免得大家总以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标签那么了不起。但这绝不是说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数都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没有说凡是乌托邦都一定是坏的。

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有责任心的善良的人，他们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但是他们是不是具有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能力，他们在面临到自己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时候是不是真能坚持自己当初的美好愿望和热情，是非常不确定的事情。我们不能假定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但是我们也要时常警惕那些口头上总是说要为了人民和为了社会的人。警惕得他们理由至少是三重的：

a. 有些人为人民服务是假的，总带着自私的目的。这种人大家常常非常痛恨，但多数人一有机会就会变成这样的人。

b. 有些人为人民服务是真的，但没有能力还要把好好的事情搞坏。这种人常常是可悲的，但接受他的服务的人也很倒霉。所谓好心办坏事就是出于这种情况。

比如毛主席搞大跃进，要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没有人会说毛主席这是是想害中国人民，他只是觉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这在客观上使得中国人民过得很惨，也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世英名葬送了30%，结果我们现在还是必须回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我很小的时候看电影《创业》，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豪言壮语，热血就随着石油工人周挺杉一起沸腾。毛主席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怕美国人封锁，是因为后面有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持，等到和苏修也闹翻了，才又决定要和美帝国主义改善关系，最后由“走资派”的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救了驾。

毛主席也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那一套继续革命的理论和管理庞大的国家需要的专业化官僚体制存在天然的矛盾。他老人家被逐渐形成的专业化官僚体制排挤得非常郁闷，连他自己都不得不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试图直接发动群众，通过他们去“炮打司令部”，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搞得整个社会不可收拾。我不知道到了最后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不是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c, 有些人为人民服务既不能说是真的，也不能说是假的，只是他自己不会干别的，而且还要强迫他人接受他的服务，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假的。但他们恐怕不完全归结为是为了私利，恐怕还是为了某种理想的成分更大，所以需要单独讨论。这种人基本上是具有强迫妄想症的疯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或许可以算成这一类。

以上三种情况中，第一种人是绝大多数。所以，既然涉及到的是和大多数人有关的利益问题，就最好不要总是希望把事情搞得冠冕堂皇，还总要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这样，最好就是把事情交给良好的社会契约和契约来规范。要有好的社会契约和契约规范，社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就非常必要。

第二种人在专业性不强的社会中会非常普遍，在一个新建的社会中更是如此。如果人的能力和工作是通过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标准来衡量的，不能具有专业化和职业化能力的人会被淘汰，这样起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好心办坏事。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会，难免会出现各种形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体制，它们能够起到平衡平等社会缺乏效率的缺陷，并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最基本层次上的动力。

第三种人原则上非常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一类人每个社会都有，但只有极少数的社会和国际环境下社它们才可能有成为主导和掌权的可能。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国基本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会结构，希特勒这个有理想的奥地利的三流画家和下等兵，也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德意志的最高元首。我没有研究过多少近代意大利的历史，但我一直很纳闷师范学校毕业做过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墨索里尼，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自己国家的主宰的。虽然这和我们今天试图想象一个北漂成为中国的未来主宰一样匪夷所思，但的确就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成为了现实。

小结

保平兄说：“如果这二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公共知识分子，自然如鸿飞所言，公共知识分子当然是全体国民应时刻警惕的高危人物了。”

我在这里给出了需要警惕的三种情况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还认为在专业化和职业化较强的社会中，这三种情况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和避免。

解决和避免这些问题，并不是要解决和避免公共知识分子，而是要避免公共知识分子所可能带来的公共问题。世界上的问题很多，并不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带来的，而公共知识分子的中总的目标是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是在很多时候，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自己也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有时候还是问题的很大一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属于比较宽泛的。但是总的来讲，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是依靠知识和思想在社会、文化、教育以及政治等公共领域中活动。这是不含糊的。

总之，对公共知识分子保持时常的警惕，并且对他们提出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要求，是一个希望正常发展的国家和社会中的人们必须养成的习惯。这不仅是对社会负责，对每一个人负责，也是对大家信赖和爱戴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负责。

建立学界再论

任鸿隽

《留美学生季报》民国三年秋季第三号(1914年9月)

（注：2002年读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的《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觉得开篇的《建立学界论》和《建立学界再论》振聋发聩。但一直在网上搜寻不到这两篇文章的全文，无奈之下之好请内人照章逐字录入，以求传播。本文著作权在2011年结束前属任鸿隽先生，特此说明。2007.11.14）

余曩者作建立学界论。撮其要素。一在国内久安无事。二在国人好学心诚。而欲其学术传播流衍。普及无碍。尤在学者具有传达学术思想之能力。其前二事。就其待于外者言之也。其第三事。就其学之已成而推广者言之也。然而今日为学。当以何方法乎。此亦言建立学界者所不可不研究之问题也。

今欲言建立学界。当先定其学之为何物。所谓学者。谓旧学乎。抑新学乎。易言之。今将仍钻研故纸。寻章摘句。守先哲之陈言以为学乎。抑将依今世科学之法律。阐天地自然之奥。探迹索隐。游心事物之间以为学乎。此问题最易解答。盖学者。一以求真。一以致用。吾国隆古之学。致用既有所不周。求真复茫昧而未有见。以人类为具理性之动物。固当旁搜远讨。发未见之真理。致斯世于光明。而不当以古人所至。为之作注释自足。故今日为学。当取科学的态度。实吾人理性中所有事。非震惊于他人成效。昧然学步已也。

由上所言。吾所谓学界者。当为格物致知。科学的学界。而非冥心空想。哲学的学界。夫学之为类广矣。玄言抽象。不得谓非学。且滞心小物。聪明或有时而窒。欲纲举领挈。观其会通。非玄言抽象不为功。虽然。实质之学。譬如辟路于草莽而登高山。步步而增之。方方以进之。至其登峰造极。亦有豁然开朗之一日。玄想之学。譬犹乘轻气之球。游于天空。有时亦能达其所望。而与以清明之观。然迷离徜恍者十八九也。且夫乘轻气球者。浮于天空。能左右进退。不至迷离失所者何也。以其天空之方向。与地下之山川形势。前知于心。足以为之导也。远西迩来哲学玄理之进步。又何尝不恃科学这前驱。不由科学的方法以求真理。譬如乘轻气球游于天空。惛然不知方向之所在。其不堕于五里雾中者几希。然则吾今日言学界而稍稍侧重于科学。非过虑矣。

虽然。吾知论者必有说曰。是无难。他国有物理学。吾学焉。归而重力声光电磁之试验可复按也。他国有化学。吾学焉。归而元素之分析。物质之化合。可复制也。他国有物植矿物之学。吾学焉。归而吾国自然之产。可名者吾得名之。可分类者吾得分之也。如是得不谓之科学已具乎。曰不然。科学之道。可学而不可学。其可学者。已成之绩。而不可学者。未阐之蕴。且物物而学之。于他人之学。必不能尽。尽之。犹终身为人奴隶。安能独立发达。成所谓完全学界耶。是故吾人今日之从事科学者。当不特学其学。而学其为学之术。术得而学在是矣。

然则其为学之术奈何。曰归纳的论理法是已。曩者哈佛大学校长爱里俄(C.W.Eliot)博士尝觇国于东方矣。归而著书告其国人曰。“关于教育之事。吾西方有一物焉。足为东方人金针宝筏者。则归纳的论理法是已。东方学者。驰骛空想。渊思冥想。其哲理宗教。纯出于先民之传授。而未尝以归纳的方法实验之以求其真也。吾人欲救东方人为学之病。使其有独立不羁。发明真理之能力。唯有教以自然科学。以归纳的真理。实验的方法。简炼其官能。使得正确之智识于平昔所观察者而已。”谅哉言乎。非善觇国者不能为也。

欧洲科学之成立。原于归纳的论理法。此非爱里俄一人之私言。凡少习欧洲历史者。未有疑其言者也。今夫回溯欧洲科学之祖者。不以为加里雷倭。不以为牛顿。而以弗兰斯氏培根(Francis Bacon)当之。培根者、首倡为以归纳的方法研究自然事物者也。虽其人于科学上未有重要发明。而其建立归纳的论理法以为研究事物必由之术。则为科学发生之种子。此其功在万世而不可没也。归纳的论理法为何。即凡研究一事。首重实验。而不倚赖心中悬揣。易言之。即叩自然事物。以待自然事物之答解。而不以已意为之设解是也。其为法之特异。可以一故事明之。方培高足弟子得卫(Sir Humphry Davy)之研究水质也。当时用阿尔达电池(Voltaic battery)以分析水。于所得水素养之外。其阴极常呈酸性而阳极得苛性。当时法国学者。已倡水中唯含轻养两元素之说。而以为其酸性与苛性。为外来之不纯物。得氏以为非得实验上之证明。其说不足信也。乃归而试验之。以动试物薄膜。连结两玻璃管。盛水。而置电极于两管中。迨试验毕。其得酸性与苛性如故也。于是彼知此酸性之物。半来于动物薄膜也。于是易动物薄膜以洗洁之棉花。此时所得乾为少量之硝酸。而苛性物如故也。于是彼知此酸性之物。半垭自于动物薄膜。而疑此艺术性物之来自玻璃也。(因制玻璃尝用苛性物)彼于量代玻璃管以玛瑙杯。而试验之。而酸与苛性之发见如故也。彼乃代玛瑙杯以金制小圆杯。而试验之。而酸与苛性之发见复如故也。至此常人将决定此酸与苛性为水中所有之质矣。而得氏不尔也。乃转而注意于所用之水。彼前用为试验之水。蒸溜水也。而疑蒸溜之时。泉水这不净者或得混入也。于是蒸发所用水而得其滓物。加于试验海洋污染中。而发见其酸性与苛性之增加与为比例也。于此若可决定此酸苛性之物为水中之不洁者矣。而得氏不尔也。彼于是复蒸溜其所用之蒸溜水。三四反复。至蒸发干无滓而止。乃用此水与金杯以为试验。而所得酸与苛性之物复如故也。至此人又将失望而止矣。而得氏不尔也。彼于此时试验所得苛性之物。知此苛性物为发挥质之安姆尼亚。而非固定质之?达等。异于前者所得。于是彼知此?达等之苛性物。来于玻璃与玛瑙。而发挥性之苛性物与硝酸。必来自空气中无疑。以此时与彼为缘舍空气与水外无物也。彼于是置试验之水于抽气筒中。尽排其空气而试验之。而酸与苛之微迹仍在也。彼知抽气筒之力不能尽排出其筒内空气也。于是出空气于筒。以轻气换之。而又排出。而又换之。至筒中绝无空气痕迹而止。乃通电流。分水质。而酸与苛性乃不复见于两极。至此而水中含轻养二元素之说乃定。而得氏之喜慰。亦不言可知矣。

上所引例。特科学研究之一。水之分析。又非甚烦杂之业。而所经之程序有如是。非其程序之足尚。其不敢轻于自信。而必待于实际上之证明。不惮反复推阐以求一当其求真之精神。乃足尚也。吾国挽近言训诂之学者。如顾亭林戴原王念孙章太炎之俦。尚左证。重参谂。其为学方法。盖少少与归纳相类。惜其所从事者不出文字言语之间。而未尝以是施之自然界现象。至关天然事物之理。(如论阴阳雷电等事其例甚多不遑枚举)则老师宿儒。开口辄多可笑者。夫学问之道。固随世运为转移。以今日真理开发。物无隐情。而例数十百年前之思想言论。其为可笑固宜。虽然。学者求知识之圆满而已。吾国二千年来所谓学者。独有文字而已。而文字之运。又递降浸衰。每下愈况。一二有力者。欲挽之以复于古。而卒不可得。从而为之说曰。古之时文与道合。今之时文与道分。而于所谓道者。又冥心潜索。千年而未有获也。则宜其文之愈趋愈下也。实则周秦之世。其人学问知识。皆较后人为胜。故其文章亦灿可观。近人言之无故。持之无理。其文章足以传人名记景物而已。精之者可以为艺人。而不可以为学者。近世中国舍文人外无所谓学者也。此吾所以谓今日中国无学界也。是故欲立学界。在进文人知识。欲进知识。在明科学。明科学。在得所以为学之术。为学之术。在由归纳的论理法入手。不以寻章摘句玩索故纸为已足。而必进探自然之奥。不以独坐冥思为求真之极轨。而必取证于事物之实验。知识之进也。庸有冀乎。此吾所以以科学的方法。为今日为学之第一要素也。

读者或疑吾上篇言学者当注重国文。而此言注重科学。为自相矛盾乎。吾上既言之矣。欲具传达学问思想之能。不可不通本国文学。文学者、如大匠之有刀锯准绳。可以为斫木垛石建筑室家之用。而非所以建筑之物也。建筑之物。是在求真与致用之学。而是二者非由科学之方法末由得也。笃学之士。将尽瘁于学尽之一科之能。自以为足乎。抑将阐明求学之方法。陈大道于国人之前。令得率由不越。以达此真美之域乎。其为效之大小。则必有办矣。余愿国人之留意焉。作建立学界再论。

(2007年11月 王丹红 录入 王鸿飞校)

建立学界论

任鸿隽

《留美学生季报》民国三年夏季第二号 1914年6月

（注：2002年读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的《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觉得开篇的《建立学界论》和《建立学界再论》振聋发聩。但一直在网上搜寻不到这两篇文章的全文，无奈之下之好请内人照章逐字录入，以求传播。本文著作权在2011年结束前属任鸿隽先生，特此说明。2007.11.14）

耗矣哀哉。吾中国之无学界也。夫将有求于暗夜之中。非烛何以昭之。有行于众瞽之国。非相何以导之。学界者。暗夜之烛。而众瞽之相也。国无学界。其行事不豫定。其为猷不远大。唐突呼号。茫昧以求前进。其不陷于坎阱者几希。且夫学界之关系一国。岂特其未来之运命而已。实则当前之盛衰强弱。皆将于学界之有无为正比例焉。吾人试一盱衡当世。其能杰然特出。雄飞大地之上者。必其学术修明之国也。其茶阘不振。气息奄奄。展转于他人刀砧之上者。必其学术荒芜之国也。盖国民性者。教育之结晶。无真实之学界。必不能有真实之国民性。国家者。国民性之发越。无强国固之国民性。必不能有强固之国家。一事之成。必有由来。一国之兴。断无幸获。欲觇人国之强弱者。先观之于学界可矣。

今试与游于世界强国之都会。于其繁赜深远不可测度之社会中。常见有一群之人焉。汶然潜伏群众之中。或乃蛰居斗室。与书册图器为伍。舍其本业与同侪外。未尝与世相竞逐也。然天下有大故。或疑难非常吊诡新奇之事出。为恒人所瞠目结舌。惶惧不知所出者。则人皆就之以伺其意焉。是人也。平日既独居深造。精研有得。临事则溯本穷源。为之辨其理之所由始。究其效之所终极。历然如陈家珍于案而数之也。其言既腾载于报章。听者遂昭然若发蒙。其事而属于政治也。将有力之舆论。由之产出。而政府之措施。因以寡过。其事而属于学问也。将普通之兴昧。因以唤起。而真理之发舒。乃益有期。是群也。是吾所谓学界也。于英于德于法于美之各大都会及教育中心所在地见之。乃至于日本之东京而亦见之。而环顾吾国。则吾大索十日而未尝见也。此吾所以为吾国无学界悲也。

吾意方吾为中国无学界之说。闻者必不悦吾言。谓吾有西洋之博士硕士学士若干人。东洋学士得业士若干人。乃至前清季年所授之举人进士翰林又不知几千百人。安得言无学界。顾吾试问此无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之中。令人奉之为圭臬。如西方学界所称为Authority(译言宗师)者几何人。吾知论者必无以难我矣。说者又曰。吾前虽无学界。然有之亦甚易易。学校也。学会也。派遣留学也。吾次第举之。不崇朝而事集矣。余应之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学校等事。乃建设学界之手段。而非建设学界之基础。建设之事。基础必先于手段。彰彰明矣。唯然。吾请进言基础之事。

一事、国内须承平之度。昔孔子与冉有之论治也。冉有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此言教育之功。有事于富庶之后也。溯洄言之。即民未富庶之先。虽欲教育之普及。学术之丕炽。而势有不能。欧洲学术之发达。乃在近五十年内耳。此数十年中。欧洲与国之间。无大战争。国民富庶之度。日以增加。民各安其业。遂其生。而国家闲暇。无屈挠夭札之患。民之有心思才力者。因得奋力于学。继长增高。以有今日之盛。若别国取例。其征宏多。若罗马全盛时代之治术。英国伊里沙白朝之文学。以及吾国历朝继世守成之世。其学术之造诣。虽深浅不同。而皆为一代之冠。则以当此之时。世号小康。民得修养生息。以致力于思想之事故也。独春秋战争之世而百家杂兴。硕师倍出。似为例外。实则彼时所谓战争者。无过强者凌弱众者暴寡。未尝如蛮夷相杀。以残贼为能事。而其竞相雄长之精神。则足以激学子进取之志。偿战争所失而有余。此如德人以善战为世界雄。而同时学术之精。又为各国冠。此例之并行不悖。亦可概见。向令彼日耳曼民族。兄弟阋墙。日寻干戈。以相争讨。则彼扶弊救疮之不给。安见其有进德修德之事也。盖斯宾塞尔有言。“合群之用。有待于战争。唯群制既立。文教既行之后。不仅于民智民力。少所摩厉精进也。且得退群之效焉。”其退群之效。何由而致。则以战争之事。妨害其民。使不得从事学问之途也。学者人群之花也。唐室以莳之。甘露以灌之。犹惧其不植。若乃临以斧斤。牧以牛羊。而曰繁华璀璨之期。可坐而致。我知其必无是矣。此吾所以以国内承平无事。为建立学界第一基础也。

二事、国人向学之诚。自近世科学之术。愈益发达。凡人群所待以为用之智识。有条理伦脊可抽绎者。莫不列为专科。从事研究。明而政治经济。玄而哲理数术。大而建船筑路。细而日用服食。皆得于学校教育占一席焉。其教育之旨。多在致用。致用之极。于是有浅尝肤受。得一能自治。充然自以为足。而无复深造之想者。夫今之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上治之国。其制度厘然。物质灿烂者。无非食科学之赐。致用之无害于科学。又何待言。顾无委心专志。发愤忘食之科学家。积其观察之勤。试验之劳。思辨之能。为之设立公例。启示大凡。令后人得循序渐进。以抵高明之域。则近世欧洲学界。仍如中世之黑暗可也。是故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被身事问学。好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此吾所以以国人向学之诚。为建立学界之第二基础也。

上述两事。略举大要。今试以与吾国时事相勘。如第一事。国内承平之期。其可望乎。夫以吾国处积弱之势。外侮凭陵。不可终日。以言无事。非愚则谀。然外患之来。其病在表。善为国者。折冲御侮。未尝不可偷安旦夕。而忧危虑患之深。或且生其发愤为雄之志。今日列强中之德日。皆尝受外患之赐。外患之无害于学界。或反有助焉。盖可见矣。吾所引为大惧者。则国内战争之不息是也。国内战争之起。可分为二类。其一群盗无赖。鼠窃狗偷。残民以逞。而无一定之目的。此其直接之害。在使民不聊生。自然消其好学深思之志。其二，则佥壬在位。举措生产乖方。使在下之人。无旋定安集之情。有汲汲顾影之忧。则忧时爱国之士。思起而易之。此为有目的有蕲向之战争矣。吾人于此。所当明辨以悉者。由战争之后。其所得之效果。能如所期否也。夫一国之内。至于分子相轨。杌陧不安。共势之成。不在种族宗教诸大原因。则必国人无学。生计凋殘。人相竞于私利私害。以至此耳。于此时也。道德退舍。人欲横流。如以霉菌附腐朽。随在蕃衍。机体虽易。病根仍存。即有一二高尚纯洁之士。为之倡导率引无当也。于此之时。而为正本清源之策。唯有建设学界。以铸造健全之分子。分子既异。实质自然改观。若以此为迂阔。而人欲图急功近效。攘攘不已。本实先拨。枝叶尚何望哉。忧国之士。诚能深思远虑。计民生之凋敝。哀道德之堕落。察智识之童昧。知愚顽之不足图存。武力竞争之思想。其亦可以少息矣乎。

如第二事。国人向学之诚则何如。科举时代无论矣。自改设学校以来。教育未兴。学制未善。国内尚无名实相副之大学。必不得已。求为吾国未来学界之代表者。其唯今这留学生乎。然吾每一念及学界代表与留学生之两名词。觉其性质不符。有若磁石之南北两极。此非吾之过言也。当前清季年。以考试囮留学生。彼时留学者之心。一科举之心也。改政以还。考试之制度废。吾方引以为幸。而吾留学生中。尚有疑失此无以为出身之路者。彼共视数万里外之负笈。数年之课程。无他故焉。曰以谋求一已之荣利而已。故方其学也。不必有登峰造极之思。唯能及格得文凭斯已耳。及其归也。挟术问世。不必适如所学。唯视得钱多者斯就之已耳。故有学文科而办铁路。亦有学机械而官教育者。夫在他国。学校工场。星罗林立。学者实地。因以深造有得焉。然非其人委身事学。不以一知自足者。尚未可冀。况吾留学生囊橐数年之讲章实习以归。归而无学校足供砥砺也。无图书足供参考也。无工场足供实验也。无师友足供切磋也。而又张冠而李戴。削足而就屡。数年之后，尚有丝毫学理。储其胸中邪。或曰如上所言。皆社会组织未完之故。安所尤于留学生。抑思国民方受教于人。其社会组织之未完。固矣。改造而振作之。正唯吾留学生之责。若以驾舟执舵之人。不能自定方向。唯随水势以为进退。彼岸之达。宁复有幸。抑吾谓吾留学生欲完设立学界之责。于忠于所学之外。尚有一不可不备之要素焉。则其人必兼通国学是也。吾所谓国学。固非如经生老儒。钻研故纸。穷年矻矻。至死不休者。属科辞比事。笔于手而出于口。所以自尽其意之术。不可以不能。此其事之重要。有二故焉。一则知彼而不知已。不可以为完全学者。一则留学之职。在于贩彼所有。济我所无。负贩之道。在利交通。国学文字。所以为沟通此之具也。今以吾国土地之广也。人民之众也。待举之事之繁也。而留学各国者。无过数千百人。骤观之。其数若庞然可骇。及其归也。如以杯水益巨海。冺然于若有若无之间矣。将大增留学之数乎。自教育方针及国家财政言之。其势复有所不可。其唯一补救之方法。则曰吾留学者一人。而可收数十百人之效而已。夫留学者一人。而可收数十百人之效。其事在此一人。能以其学传播于数十百人。欲以其学传播于数十百人。非其国文能著书立说。自达其意不为功。吾闻西洋留学生归者。令为教习。所授则旁行书也。所讲则外国语也。如是则与外国学者何异。夫外国学者虽众。不能有益于中夏学界。彰彰明矣。

今试假定国内已安已定矣。学子既已委身事学矣。既已卓然成家矣。既已博通彼我。具传达沟通之术矣。将如何而后学界可立。曰吾前已言之矣。学校也。学会也。皆建立学界之手段也。而吾谓学校为尤要。学校萃群材于一隅。具研几之涂术。成人之有德。小子之有造。恒必由之。今吾既得多数学者。则当亟设多数大学以会萃之。留学外国归者。必先令教于某校中。以是为试验之具。且教学相长。教者亦不至阁置所学。久而益荒。社会工商之事。苟无妨于学问者。虽兼任之无害。不然。则宁雇用客卿。而不以扰我学子研几之思。盖形质之事。他人所得代治者也。学问之事。他人所不得代治者也。循是为之。期以十年。而后其效可睹已。

改革以还。吾国士夫。竞言建设矣。顾其目光所及。唯在政治。于学界前途。未尝措意。岂唯未尝措意而已。方且毁弃黉舍。放锢哲人。刬绝之不遗余力。卒之政治上之建设。亦攘攘终年。靡有定止。则吾国人学识之不足。亦大可见矣。侈言建设而忘学界。是犹却行而求前也。余窃有惑焉。作建立学界论。

(2007年11月 王丹红 录入 王鸿飞校)

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四）

2007.11.14

大家一般以为能够站出来为民鼓与呼就是好人，所以对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具有比较普遍的崇敬。但是，公共知识分子并非都是好人，他们应该被推崇到什么程度，也非常值得大家思考。以下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澄清。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都是靠著作、演讲、思想和话语权成为政治和国家领袖并且把民族和国家以及世界引向灾难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历史证明，能够让这样的人成为国家和社会领袖的国家和民族和人民，都是要倒大霉的。

德国和意大利的广大人民当年对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具有发自内心的由衷爱戴。如果他们没有当权的话，他们的呼声在历史上留下的只会是对德意志和意大利民族复兴的渴望，和现在欧洲国家中的一些极右翼政党没有什么两样。

公共知识分子要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最好不要主导当时社会的基本思想和话语权，更不要当政。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这种清醒的认识，距离不同形式的乌托邦灾难就不远了。

三流人文学者的作用

三流学者即经济学家John M. Keynes所说的academic scribbler。糟糕的现实是，绝大多数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三流的academic scribbler。一个社会越糟糕，这样的人就越多。他们常常被美其名曰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

Keynes有一句名言如下：

Prac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 are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民众特别容易被defunct economist，defunct philosopher和defunct politician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话语权所误导。

以下整段话出自Keynes的名著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有兴趣的人可以仔细体会一下。

But apart from this contemporary mood, the ideas of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s, both when they are right and when they are wrong, are more powerful than is commonly understood. Indeed the world is ruled by little else. Prac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s, are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Madmen in authority, who hear voices in the air, are distilling their frenzy from some academic scribbler of a few years back. I am sure that the power of vested interests is vastly exaggerated compared with the gradual encroachment of ideas. Not, indeed, immediately, but after a certain interval; for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re are not many who are influenced by new theories after they are twenty-five or thirty years of age, so that the ideas which civil servants and politicians and even agitators apply to current events are not likely to be the newest. But, soon or late, it is ideas, not vested interests, which are dangerous for good or evil.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网上全文链接：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economics/keynes/general-theory/

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Keynes的话中得到充分的说明。关键问题是如果公共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其实只具有defunct的思想，就算他们品行端正，人们也应该对他们有充分的警惕。

知识分子们

Paul Johnson (1928.11.2-)是大西洋两岸最著名的保守公共知识分子。他于2006年12月15日获得美国的总统自由奖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维基百科上关于Paul Johnson的介绍链接：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Johnson_(writer)

Paul Johnson一生是真正的著作等身，远超过季羡林大师。我的书架上就有好几本Paul Johnson的著作，比如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1977)，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1997)，The History of the Jews (1987)，Intellectuals (1988)等等。我不知道Johnson的这些书是如何写出来的，因为每一本书后面都有好几十页的参考数目和文献。而且我有的那些书不过是他著作的十分之一而已。

Johnson的保守可以从他的那本Intellectuals: From Marx and Tolstoy to Sartre and Chomsky 一书中一目了然。在这本书中Johnson彻底地把卢梭、雪莱、马克思、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埃德蒙·威尔逊、维克多·高兰茨、莉莲·海尔曼这些近代西方最了不起的公共知识分子拉下神坛，彻底地去魅了一把。我在第一次读此书时完全是shocked，还以为Paul Johnson是哪里来的小混混要专靠批名人出名。后来发现完全不是如此。

虽然我认为Paul Johnson对这些人的思想及行为的批判或有些过火之处，而且我也没有到完全赞成Johnson的保守思想的程度，但是书中翔实的事实和逻辑清楚的分析，的确让人能够深刻地反思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伟大思想和话语的合理性和背后的历史与社会逻辑。

由杨正润先生翻译的这本书的中文版《知识分子》于200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因为在1993年左右饱读过这本书的英文版，所以知道中文版中将关于马克思的第三章删掉了，而且后面二十多页的参考数目也省略掉了。

保罗 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中文介绍：http://www.zker.cn/Book/123317
Barnes and Noble书店Intellectual一书的介绍及链接：http://search.barnesandnoble.com/booksearch/isbnInquiry.asp?z=y&EAN=9780061253171&itm=10#TOC

小结

Barzun是另一位著作等身远超过季羡林大师的伟大人物。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Barzun都是美国最重要的学院派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在2000年93岁的高龄，还出版了厚达近900页的文化历史巨著From Dawn to Decadence:1500 to the Present-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雅克·巴尔赞 著，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中文版介绍及翻译手记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2/11/content_723010.htm

Barzun的生平和著作介绍链接：http://www.the-rathouse.com/JacquesBarzun.html

今年100岁的Jacques Barzun在他1959年出版的The House of Intellect一书中说：

The ignorance of the unlettered takes no scrutiny to establish. What we need to plumb is the ignorance of the educated and the anti-intellectualism of the intellectual. What matters to a nation is whether the best product, or in certain cases the high average, which prides itself on excellence, deserves its reputation.

我2003年路过Pasadena，和小土鳖同学一起去旧书店买了好几本Barzun的书，大部分到现在还没有读完。我引用Barzun的这段话，只是想说明我在这里讲了很多公共知识分子的“坏话”，并不是要彻底地否定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但这些的确是不得不说的“坏话”。

另外，我还不知道The House of Intellect是否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

2007年11月15日补记：

真是无巧不成书，今天下午翻开刚买的2007年11月19日的这期《三年生活周刊》，就看见《巴赞博学的秘诀》这篇文章，介绍将于本月底满100岁的这位文化寿星。其按语如下：

“今年11月30日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化批评家雅克·巴赞的百岁寿辰。在学术圈外，巴赞为人所知的是美国棒球名人堂里刻着的他的一句话：‘任何想了解美国人的内心和灵魂的人最好了解一下棒球。’巴赞担心等他的书绝版后，人们记住的只是他说过的这24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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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s一书的英文目录：

Intellectuals: From Marx and Tolstoy to Sartre and Chomsky

by Paul Johnson

Table of Contents

Jean-Jacques Rousseau: ‘An Interesting Madman’     1
Shelley, or the Heartlessness of Ideas     28
Karl Marx: ‘Howling Gigantic Curses’     52
Henrik Ibsen: ‘On the Contrary!’     82
Tolstoy: God’s Elder Brother     107
The Deep Wa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138
Bertolt Brecht: Heart of Ice     173
Bertrand Russell: A Case of Logical Fiddlesticks     197
Jean-Paul Sartre: ‘A Little Ball of Fur and Ink’     225
Edmund Wilson: A Brand from the Burning     252
The Troubled Conscience of Victor Gollancz     269
Lies, Damned Lies and Lillian Hellman     288
The Flight of Reason     306
Notes     343
Index     367

《知识分子》中文版目录

目录

简介 
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种思考(译序)
1 卢梭：“有趣的疯子”
2 雪莱：无情的理念
3 易卜生：“恰恰相反！”
4 托尔斯泰：上帝的兄长
5 海明威：深渊
6 布莱希特：冰一样的心
7 罗素：一则合乎逻辑的废话
8 萨特：“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
9 威尔逊：因忏悔得救的人
10 高兰茨：被折磨的良心
11 赫尔曼：谎话，该死的谎话
12 理性的逃亡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