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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二指禅的七条理由

2007.05.30

二指禅

昨天去参加一个同事的学生答辩之余，大家就谈到我最近写博客的事。其中宇祥兄形象地说鸿飞现在是在计算机上苦练二指禅功夫，人家会不会说我有点不务正业。

我的确是练的二指禅，因为我打字时就是只用左右手上的两个中指。因为是边想边写，需要组织思想，所以敲字速度还不是限速步骤。不过我的二指禅的确还是比较快的，否则写那么多字还真要花好些时间。

写论文的人，二指禅就够了。我也就是自己写论文时练出来的。这些还真都是硬功夫，做学生的时候写少了，就很难再上路。

练二指禅的七条理由

首先，是支持科学院的工作。科学网是中国科学院属下的《科学时报》社主办的，院里直接经费支持，要建设科学人文的网络平台。我在这里练二指禅没有报酬，是义务劳动，脚踏实地地进行创新文化建设。这肯定不是不务正业。

其次，是支持《科学时报》的工作。赵彦同志到MIT做了一年Knight fellow, 专门学科学新闻和传播，去年夏天回国以后，《科学时报》社让他负责科学网的建设。他专门请我去写博客，用真实的科学家的博客把他的网络的人气积累起来。《科学时报》社的赵彦、李占军都曾是我太太的上级主管，（占军现在还是），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朋友，所以尽管我担心时间不够，影响实验室的研究，在赵彦的邀请和晓之以理的情况下还是上了贼船。如果是想哗众取宠或者从中赚钱的话，那就不如上商业网站或者报刊杂志上去开专栏，一个字收它一元至数元稿费还是办得到的。

其三，是扩展对学生的教育。我这里写的内容大部分在开小组会和教育学生的时候都要讲到。其实我们原来小组有一个自己的bbs，讨论各种研究和学科学人文相关的问题。可是为了加强扫黄打非的力度，我们的IP不再受到支持，出了办公室就看不到和没法贴东西了。科学传播总是和黄色和非法言论并列受限，这是我国的一大特色，所以我们向有关单位提意见也没有用。我讲的很多东西，其实对其他人也会有用处和启发，而且糟糕的是每年有新来生我还得把讲过的段子再讲一遍，否则他们没听到前面的东西，对后面的会不知所云。所以，我的学生已经提议过几次要替我写《论语》或《福音》，记录我的教诲或者兴之所至所说的有启发性的话。不过我想，我没有死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会真动手写的，而且，我才不放心他们胡乱演绎我的言辞和本意。所以，干脆我就自己来写，这样将来我就不用再重复讲故事，新生来了就在不同阶段让他们从博客文章几复习到博客文章几十。这样岂不省事？

其四，是让大家了解第一线年轻科学家的生活。反正我又不用夹着尾巴等待升迁的机会，能够通过博客把自己研究、学习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让人见证，或许是一件好事。有同感的人，自然可以同病相怜，没有同感的人至少可以添些了解。

其五，是提供接触书本上没有或很难找到的个人知识的机会。这个博客的名字叫“民间科学家王鸿飞的Personal Knowledge”。

民间的意思是这个博客的思想状态是民间的。有人说你在科学院的顶尖研究所，国家队，说自己是民间科学家，假打。我说虽然我是拿国家的研究经费作研究，但是研究的思想是我自己的，是民间的。如果换个人给得同样的经费就能做出我做出的同样的东西，那我做的东西就真的没价值。思想和能力是比经费和仪器更宝贵的东西。而且，我还觉得自己只是寄居在研究所中，没有当家作主人的感觉，所以我自称是民间的。

Personal knowledge是很难明确传达的知识，和个人的经历和体验有关，是需要个人去仔细练习和体会，或者所谓默会才能了解、感受和掌握的东西。有点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20世纪伟大的物理化学家和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的Michael Polanyi的一本著作就名为Personal Knowledge。Polanyi于1962年在Review of Modern Physics上发表的文章“Tacit Knowing：its bearing on some problem of philosophy”（Rev. Mod. Phys., 34, 601, 1962.）就说：“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know but cannot tell.”所以，Personal Knowledge的了解和学习，只能通过在一定的规范下练习和体会，通过tacit knowing在具体的一对一的指导下才能有可能被掌握。人类最重要的和前沿的知识都是所谓的Personal knowledge，它的存在和重要性，正是为什么学术界和学术规范必须存在，而且传承和训练新人都需以要一定的规范运行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训练人才不能象工厂制造标准化产品一样多快好省的原因。如果大家都以为学术界只是故作神秘，垄断知识，那么学术界的规范就会被外在的标准干预和摧毁。Polanyi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严肃的思想，否则也不会发表在Review of Modern Physics上。Michael Polanyi本人在科学上很有成就，也是生长于20世纪初Budapest的Nobel奖级人物。不过他没有获得Nobel，他的儿子John C. Polanyi获得了1986年的Nobel化学奖，一起获奖的还有我们实验室的名誉主任李远哲和李远哲的博士后教授Herschbach。所以，我在这里讲的Personal Knowledge，绝不是和人抬杠的一家之言的那种Personal Knowledge，而是那种道可道，非常道的那种可以向Michael Polanyi致敬的Personal Knowledge。

Michael Polanyi的RMP文章见： PolanyiRMP.pdf

第六，是提供思维的乐趣。如果知识和思维没有乐趣，那么我们就不要去追求她。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追求知识和思维的乐趣其实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better than sex，那就让他在生活中去多买伟哥，只追求sex吧。

第七，是能够表达自己的微弱声音，为自己支持的事物摇旗呐喊的园地。是可能的小资情调或其它个人情调的集散地。

有了这七个练二指禅的理由，那就继续练下去。只是不要走火入魔，而且还要能抽出时间做事情和陪自己的家人。

院士总裁：科学家、企业家和一代完人P. Roy Vagelos博士

2007.05.29

世界上没有完人。但是我的确有幸认识了一位完人。他就是：医生、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文和科学学院、国家医学院的三院院士、全球500强之一的Merck制药公司前总裁，慈善家，医学和医药工业界领袖P. Roy Vagelos博士（1929- ）。

维基百科上P. Roy Vagelos的介绍：http://en.wikipedia.org/wiki/P._Roy_Vagelos

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12月21日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Vagelos博士对中国的伟大贡献，是远远超过白求恩大夫的。Vagelos在1990年代初任Merck公司CEO期间，将Merck公司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和两个生产乙肝疫苗的工厂，以7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中国。而这个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技术，是Vagelos亲自领导Merck公司的研究人员研发出来的第一个经过美国FDA认证批准的乙肝疫苗。2005年10月28日我太太在北京王府井Grand Hyatt Hotel采访Vagelos博士，在谈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问:在您做默克公司总裁时，为什么决定要将重组乙肝疫苗生产技术免费转让给中国呢?
Vagelos :不是免费的，只是我们没有赢利，我们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乙肝疫苗的生产技术转让给了中国，此后，默克为中国培训工程师并将默克的人员派往中国的费用超过了这个数目。中国的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到默克来培训一年多的时间，在这里购得设备、掌握生产程序、并生产出疫苗，然后将设备装带回北京、深圳，我们再将负责培训中国专家的默克化学工程师派到中国帮助建立工厂，直到生产开始，一旦工厂建好之后，默克就完全退出了，它们完全是中国的工厂。现在，中国拥有两家现代化的重组乙肝疫苗生产厂，每年产量为2000万剂量，足够为中国所有新生的孩子接种疫苗。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中国需要它。这件事的意义是，现在这两家工厂的疫苗生产能力足够为中国所有新生的孩子接种，限制了这种疾病的流行。
（见“基础研究是发现新药的基础和方向－访美国科学院院士、默克制药公司前总裁Vagelos博士”，作者 王丹红，《科学新闻》双周刊，2006年第11期，16-19页。）

该访问的全文（共四页）：
VagelosInterview1.pdf
VagelosInterview2.pdf
VagelosInterview3.pdf
VagelosInterview4.pdf

访问的时候我在场作听用翻译，就是访问出现语言卡壳时我才帮助翻译。如果我的记忆没错，Vagelos博士还解释说，西方国家的乙肝携带者多是成人以后才传染上乙肝病毒的，而且人口比例很小。而在中国差不多每10个人多一点就有一个乙肝携带者，而且很多是在新生儿哺乳时从母亲那里感染上的。由于从开始携带乙肝病毒到出现严重病变和癌变需要30－4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在中国不少人在40-50岁左右会出现严重肝病。Merck的基因重组乙肝疫苗在新生儿出生三天之内进行注射，这可以将其免疫。

Vagelos从Merck公司的中国研发人员和其它渠道那里了解到了中国的这个严峻情况和迫切需要后，主动说服Merck公司的董事会做这笔赔钱生意。现在北京和深圳的这两家Merck帮助建立的工厂，乙肝疫苗年生产能力超过6000万只，现在中国的新生儿几乎都接受乙肝疫苗免疫。最为重要的是，再过40-50年，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人口就会完全消失，使得这一已经长期困扰恶病绝迹。

中国人民还没有来得及感谢

对于如此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还没有来得及感谢。如果我们到网上去搜索，几乎看不到关于此事的正面报道。相反，正如“乙肝疫苗、MERCK、中国及为什么一定要四十年”一文指出，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介绍中，很少提到Vagelos博士领导的Merck公司的这一伟大壮举。

“乙肝疫苗、MERCK、中国及为什么一定要四十年”一文的链接：http://aidi.bokee.com/4404193.html

Vagelos博士上一次来北京，就是在1993年参加北京和深圳的工厂的落成仪式。他因为公务繁忙，连到万里长城和故宫去看一看都没有来得及。所以我和太太才有幸在2005年11月30日陪他和夫人到八达岭去。

人道主义壮举

Vagelos博士领导下的Merck公司的另一壮举，就是免费将抗寄生虫药Ivermectin发送给非洲亚撒哈拉地区的人民，让所谓的寄生虫病河盲症从该地区绝迹。河盲症是一种由蚊虫叮咬传播的寄生虫病，寄生虫最后会富集到人畜的眼睛而使患者致盲。在非洲亚撒哈拉地区有数千万人受到其影响，而致盲的人数高达数百万。

Merck公司在Vagelos博士领导下研发的这种Ivermectin神奇药物，一年只需要服用一片，就可以保证人畜体内的河盲症寄生虫全部被杀死，而且没有副作用。这是因为哺乳动物的脑血屏障会阻止Ivermectin进入人的神经系统，因而Ivermectin对人畜无害，而寄生虫的神经系统没有脑血屏障的保护，会被全部杀死。每年Merck免费发放6000万片以上的Ivermectin，已经使得亚撒哈拉地区再也没有新的河盲症患者。当然，光是有了药还不行，抗击河盲症的努力，还离不开那些负责分发药物的国际机构，民间组织和当地政府。

但不管怎么说，Vagelos博士都是真正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对世界人民和世界和平的贡献，远远超出了白求恩大夫，因此，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更应该认真学习他的伟大精神。

Vagelos博士简历

Vagelos博士曾经是是美国默克制药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他1950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54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66 年，他成为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1973 年创建了该大学的生物学和生物医学科学系。1975 年，加入默克研究实验室，并成为Merck公司主管研发的副总裁，1985 年成默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直到1994 年退休。

Vagelos 博士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协会院士。他曾获得14 个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曾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董事会主席。他目前是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和Theravance 两家生物技术公司的主席、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访问学者董事会主席、公共政策、顾问委员会和基金会成员。Vagelos 先生同时是一位慈善家，他曾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捐资2000 万美元建造化学系的一栋实验大楼，该大楼以他和他夫人的名字（Roy & Diana Vagelos）命名。

Vagelos博士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自传，叫做Medicine, Science and Merck。2006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的《医药、科学与默克公司》，翻译和印刷不太好，但故事本身引人入胜。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重新出版了这本自传，书名改为The Moral Corporation: Merck Experiences。

Medicine, Science and Merck英文版介绍：http://www.amazon.com/Medicine-Science-Merck-Roy-Vagelos/dp/0521662958

The Moral Corporation: Merck Experiences英文版：http://www.amazon.com/Moral-Corporation-Merck-Experiences/dp/0521864550/ref=pd_sxp_f_pt/102-2883871-1275363

《医药、科学与默克公司》一书的中文版：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180110

伟大的科学家和公认的医药界领袖

Vagelos博士能够做到上面提到的那些伟大的壮举，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个成功的医药界领袖。他应该说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真正的科学院院士加全球500强企业的总裁的第一人。在Vagelos博士领导下的Merck公司，曾经被连续7年评为全美国最受人称颂的公司（Most Admired Company。）所以，他才足够得由领导能力和权威，去劝说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同意和支持他去做那些造福亿万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壮举。

你到美国著名的商学院的网站和教材中，都会找到专门论述Vagelos博士的案例。他也在各个主要商学院作过商业和工业的演讲，告诉他们Merck当年成功的商业成就是建立在基础研究和社会良知的基础上，而不是唯利是图的基础上。Vagelos在Merck的案例，讲的就是为什么一个科学家可以成为Merck这样的高科技公司的成功领导人，而为什么MBA出生的人会把Merck搞得一塌糊涂。

如果要了解这些传奇故事，可以去读Vagelos博士的自传。或者到网上去google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找到很多关于他的报道和资料。最重要的是，关于他的报道几乎没有哪一个是负面的，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完人。

Vagelos博士最早研究脂肪酸代谢的生物化学过程，他的研究很快就被写进了生物化学的教科书，也被选为科学院的院士。在1970年代初，Merck公司邀请他去作研发部主管，他开始是婉言谢绝，说他只对基础研究感兴趣，对制药这些应用研究不感兴趣。在Merck的再三邀请下，他参观了Merck公司的研发部门，发现当时研发药物还没有使用到分子生物学方法，于是他认为自己可以在制药界引入以分子为靶标的科学的分子生物学方法。于是他决定加入Merck，并为整个制药行业带来了根本性的革命。在他的领导下，Merck公司很快就研发出了多个非常重要的新药。其中还包括以他的脂肪酸代谢研究为基础而研制出的降胆固醇药，这在目前仍然是最有效的降胆固醇药。

因为Vagelos博士在Merck的这些成就，他也进入了富翁的俱乐部，所以他才能捐助很多教育、艺术和慈善事业。他们夫妇就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的重要赞助人。但他们夫妇二人，一直都非常的朴素，毫无富翁的架子。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绝对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简而言之，一个完人。

Vagelos博士和我的缘分

我和Vagelos博士算是很有缘。他和我都是Columbia大学和Pennsylvania大学的校友。他当年在Pennsylvania大学年本科时学习化学，而当我在Pennsylvania大学作博士后时，他正好是该校的校董会主席。1998年我在Pennsylvania大学时就听过他作的关于他在Merck公司进行药物研发的经历的报告，印象非常深刻。1998年我还参加了Vagelos博士捐赠的Pennsylvania大学化学系新楼的落成仪式。

2005年10月，Vagelos博士夫妇访问北京，我的博士后导师Pennsylvania大学化学系的戴海龙教授（现在是美国Temple大学的科学技术与学院院长）推荐我太太采访他，所以才有了那篇《科学新闻》上的长篇采访以及美国竞争里的报道。这篇采访文章很快就被《基础医学与临床》杂志2006年第8期全文转载。

2005年10月28日，Vagelos博士在北京玉泉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化学学院作了题为《如何将基础知识转为研发能力》的报告，整个阶梯教室座无虚席。Vagelos博士的报告也精彩万分。在坐的那些研究生们能够见证。

由于这一次Vagelos博士夫妇没有繁忙的日程，所以他们有时间参观故宫和八达岭长城。我也有幸能够与他在长城上交谈。Vagelos博士非常平易近人，而且很容易交谈，很难让人相信他曾经是非常精明和能干的Merck公司最为成功的CEO和总裁。

在长城上Vagelos博士告诉我他正在代表美国工业界和国家科学院负责组织撰写的《《站在风暴之上》（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的报告，这个报告强调基础研究和教育在未来的重要性，并且作了很多具体的政策分析和建议。它借用了丘吉尔在二战前夕的“站在风暴之上”（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一语作为其题目，可见其用心良苦。这个报告正式美国布什总统在2006年1月31日《国情咨文》中宣布的“美国竞争力计划”(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ACI)的主要基础。

详情请见“美国竞争力计划出台始末——访美国科学院院士、医学院院士Roy Vagelos博士”：http://www.chinainfo.gov.cn/data/200603/1_20060302_129969.html

“为什么一定要四十年”

为了发表有用没用的JACS文章，我们可以很快地就把刚当上JACS主编的Stang教授推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而从来没有人考虑过把Vagelos博士这种对国中人民作出了远比白求恩还大的巨大贡献的，而且在世界上很多方面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伟大的科学家和工业界领袖推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或者为他的卓越贡献在中国立一个纪念碑之类。不能不说这是某种缺憾。

戴海龙教授给我讲过好几次，说真正的美中友谊，是建立在Vagelos博士这种巨人的卓越贡献之上的。所以我相信，中国人民总是会有机会真正感谢象Vagelos博士这样的对中国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当然，我也以能够近距离闻到他的伟大气味而觉得三生有幸，它超过了我闻到过的所有的Nobel奖味道的总和。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05.10.28）

Roy & Diana Vagelos夫妇，戴海龙教授，我与夫人，研究生院的几位老师

Roy & Diana Vagelos，故宫

Roy & Diana Vagelos，八达岭

两位科学绅士

Vagelos和我，八达岭

Vagelos和我，八达岭

方舟子的打假人生以及科学和人类价值

2007.05.28

Win some, lose some，这正是方舟子的打假人生。

作为温和道义派，我对今天看到的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肖传国诉方舟子侵权案“并未构成诽谤”的新闻感到很高兴。

法院的结论是：

“方舟子虽使用了诸如“夸大”、“冒充”、“自吹自擂”等令人不快的词语，但该用语仅属于一般性过激的言辞，该访谈中并未出现侮辱、诽谤的用语。同时肖传国作为知名教授、科学院院士候选人，亦应接受学术界及社会对其学术水准所发出的质疑之声，即便言论有所过激，亦应保持一定的宽容度，以保持正常的争鸣氛围。据此，作出了驳回肖传国诉求的一审判决。”

报道详情请见中国法院网链接: 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705/28/248607.shtml

法院驳回此案意义非凡

此案意义非凡，不是因为方舟子赢了，肖传国教授输了，而是因为法院决定驳回此案非常明智。

如果让这种对方舟子在某个媒体上的公开个人言论的诉讼扩展下去，那么所有的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络媒体都尽快关门算了。这个判决表明，法院明白，起码北京的这个法院明白，保障正常的个人和媒体上的公众舆论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所有的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络媒体都应该对这个判决感到满意，因为他们是以报道和维护公众舆论为生的。

这个判决也会鞭策方舟子将来更好地选择他的言辞和方式，建设性地将打假和维护学术公义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有这样不是一边倒的判决，大家干嘛要担心方舟子会打假过度，误伤及好人。其实有时候误伤几个好人也是正常的，至少我个人不在乎被误伤几下。愿意“诽谤”我的人去“诽谤”就好了，我相信我的同事、朋友乃至公众的基本判断力和常识。

给肖传国教授的忠告

作为一个旁观者，这里冒昧给肖传国教授及其支持者一点忠告。反正也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肖传国教授可能真认为方舟子公开的个人言论影响了他当选中科院院士。按照常识我们应该知道这肯定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被方舟子批评和“揭露”过而一开始没有当上院士，后来又当选上院士的人又不是没有过。可见方舟子的批评对是否选上院士本来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肖教授最明智的选择是对方舟子的批评有则改之，无责加勉，继续做为人民服务的白衣天使，否则大家会认为他真可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如果他坚持认为是方舟子影响了他当选院士，他其实是不相信他申请院士的那个学部的所有院士的起码判断水平，如果真是这样，难道还不说明他自己判断力可能有问题？

要想当院士，对现有的院士行事的原则要有点起码的信心才对。如果以为现有的院士大部分都是没有判断力的傻瓜，还混进去当院士干什么？

我的一位老师，几次都差一点选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几天聊天时他还给我说，他觉得自己没选上院士也属自然，因为很多原因，自己本来就是可上可下的。但无论如何，他对学术界同行对他学术和为人的基本认可感到满意。在某种程度上别人可能认为这只是他给自己找的一种自我安慰。

不过有些人连这点安慰都得不到，是不是太惨了点？

为什么要害怕方舟子？

科学的价值在于促进人类的普遍价值。

最近有好几本书在给Newton的对手Robert Hooke翻案。其中最近的一本是Lisa Jardine的The Curious Life of Robert Hooke：The Man Who Measured London，出版于2003年。

该书在Amazon上的链接：http://www.amazon.com/Curious-Life-Robert-Hooke-Measured/dp/006053897X

Lisa Jardine（1944- ）是Jacob Bronowski的女儿。Jacob Bronowski（1908-1974）才是真正的科学文化人，他的著作已经影响了几代人，包括Science and Human Value，以及1973年BBC的电视系列节目The Ascent of Man。他的女儿Lisa女承父业，是伦敦大学Queen mary学院的文艺复兴研究的教授，颇有影响的科学人文学者。

Lisa Jardine的网页：http://www.livesandletters.ac.uk/contacts/lisa.html

Wiki上关于Jacob Bronowski的介绍：http://en.wikipedia.org/wiki/Jacob_Bronowski

YouTube上Jacob Bronowski的电视节目The Ascent of Man片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mIfatdNqB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2p9By0qXms

Lisa在这本著作中力图恢复历史上Robert Hooke作为科学家，皇家学会的早期守护者，引力理论的早期研究者和London城的建设者的历史地位。她还不遗余力地找到了据信是唯一现存的一幅Robert Hooke画像。

虽然Hooke死后被Newton及其支持者有意无意地压制，以至于Newton的光辉曾经掩盖了Hooke的成就长达近三百年之久，但是作为真正的科学家和促进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者，历史还是要出来为他主持公道。

所以，为什么要害怕方舟子呢？

学生结婚

2007.5.26

昨天有一个学生和他的女朋友去办了结婚手续，今天两人到家来坐了一会儿。算是验明正身。

要让未婚学生去开会

两人是在三年前的夏天这个学生去开会的海船上认识的。浪漫吧？泰坦尼克看过吧？

居然几天之内就上人家女方家去见过岳丈大人了。能干吧？Jack再世啊！

我在此之前还很犹豫是否让他去开那个会，因为当时他的研究状态不够好，不知道他去开会有什么大用。现在想来我要是一闪念，差点就让他失去了这段姻缘。谁叫学生的命运是掌握在老板的手里呢。

所以，总结一下：以后对于没有恋人的学生，要让他们去开会；即使是有恋人的学生，也应该让他们去开会，兴许能碰到一个更般配的。结过婚的，那就只能往后排了。

结婚真方便

现在结婚真方便，两人拿了各自的户口本，身份证，再当场签一个未婚声明，交上几块钱，就搞定了。

这是多大的进步啊！

想当初我从太平洋那边回来结婚，差点就因为缺少一个中国领事馆的未婚证明而空手而归。现在想起来都还想骂人。所以人家那个时候外国人骂中国没人权我都不啃声，表示默许。结婚权到底是人权还是生存权，我在这个问题上还真搞不清。不过至少我现在愿意去作证说中国人权的确进步了。

其实这个学生已经博士毕业，只是还在组里，没有正式离开。他秋天会去Seattle的华盛顿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做博士后，在Bill Gates捐的刚修好不久的新大楼里上班。他的太太今年7月初才本科毕业。结了婚，几个月后两个人就可以比翼双飞到西北太平洋那边去了。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和它乡故知都一下子解决了。

现在学生结婚再也不需要导师签字同意，我需要做的就是在他要拿出集体户口簿的申请上签字证明他要结婚的事情情况属实。其实我只是担保他不会卷户口本潜逃，或者拿去非法买房、炒股、开公司或倒卖人口之类。

结婚是人生大事

我也就抓住这个签字机会就例行公式地告诫他结婚要慎重。结了婚就失去单身的自由了，所以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和还有别人。结婚容易了，离婚也不难，但千万不要想得真那么轻松。反正我的该提醒的话说过了，以后他要再后悔说选错了人，婚姻有了问题，千万不得怪我没尽到我的责任。

结婚是很重要的人生大事。结了婚，失去了单身自由是一回事，还给自己找回了许多责任，还有一大堆社会关系。有了责任不负不行，没有能力负责任也不行，被复杂的社会关系拖累也不好。当然，要是攀上了好亲戚，也很可能是好事。现在结婚容易，离婚也没那么难，关键是如果实在结错了，就不要乱坚持，尽快结束对大家都好。

更重要的事

结婚要慎重，但千万不要把婚礼看得比博士论文答辩更重要。博士答辩一般一辈子就一次，而且将来吃饭要靠它。而结婚一辈子搞得不好就可能有好几次。孰轻孰重，自己去掂量吧。

上次有个学生结婚，跟同一个太太典礼就搞了三次。他们怎么搞出三次典礼来的，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其中一次据说还被抬在轿子上绕着他们那个著名的古城一周，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记不清了，反正成了件当地，至少是他们村，了不得的大事。村里的博士结婚了，当然是件大事。事后我说，你要是被逼无奈，不得不受那么次罪，还说得过去。你要是自己心里还觉得过瘾，那你也就是一大俗人。结果证明他的确是一大俗人，我现在都不爱再理他。

学生结婚，其实就像嫁女儿或娶儿媳，你知道他以后和你的关系就多隔了一层。

真是悲喜交集！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

2007.05.26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某处百姓打死小偷的报道，上网一查，这类事件近几年还发生了好些例。

我的研究启蒙老师

记得在美国做博士后时，和一位同研究组的兄弟讨论过打死小偷这个问题。这位老兄是信教的，我刚到费城时一个人，他带我参加过几次他们华人教会周末的活动，就是唱诗、晚餐聚会，有时候还有圣经讲解。

碰巧的是他们教会的大师兄许漱谦先生是我上大学时候班级的导师，在那里常常会看到他给新的教友讲解圣经的问题。我接触到界面问题直至后来进入这个领域的研究，是因为许老师当时到宿舍来和我们聊天，偶然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界面科学的问题，其他同学好象没有太在意，但我真的按照他的建议去找了几本参考书来看。后来我接触到了利用超快激光和非线性光学来研究界面分子光谱和结构的研究，就选择了跟这个领域最好的教授之一读博士，由于做得不错，就真的一直做下来了，也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

我们上大学时还是科大非常自由化的时期，学校和系里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所谓的导师制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导师制就是在所谓辅导员之外，每个班有三个从事研究的教授或副教授（当时教授和副教授人数都很少）做班级导师，定期或不定期地与班上同学讨论研究、学习或其它问题，并且在学生有问题时提供一些咨询。至少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关键是没有任何的硬性的规定，但提供了帮助我们成长的另一个空间。

许老师是58年北大化学系毕业后到刚建校的中国科大工作的。在大学时我并不知道他从小就信基督教。后来他到美国后我们也就再没有联络。所以当时在费城见到他很高兴。他当时在费城附近一家和制药有关的公司工作，业余时间就参与和组织当地华人教会的工作，为教友和非教友服务，真是得其所哉！我很喜欢了解宗教，但是毕竟我从小没有接受过宗教的熏陶，再加上看过的马列主义和孔孟之道太多，作为科学家又相信近似于斯宾诺莎或爱因斯坦的上帝一类的东西，所以对于教会，还是投入不进去。

打死小偷的东西方善恶观

这位教会的兄弟告诉我他信教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小时候打死过一个小偷。

他说他在国内上少体校时抓到一个小偷，于是几位同学一拥而上将那个小偷蒙在被子里打了半天，结果就打死了。他们当时并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坏。不过，打死了人，毕竟心里还是会后怕。他说他自己在信上帝之前一直没有认真想过罪和良心的问题。信了上帝之后才逐渐认识到自己原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最大的罪是在良心泯灭上的。他说：我是退伍军人家庭出生，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中根本没有罪和良心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在接触到上帝之前，没有谦卑感，完全是白活了。

我告诉他，我上小学之前有一次和父母坐成昆线的火车回老家，火车上很挤，我在车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半夜时车厢内很吵，我惊醒过来，听见我母亲叹息了一句：那个小偷双手被反剪栓在背后，被打惨了，很可怜。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那个小偷肯定没有被打死，因为车上至少有我母亲这种人在，是不会看着他被打死的。我当时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做“小偷…很可怜。”但是，我从我母亲的话中知道，抓住小偷然后狠打一定是不好的事。因为我父母都和上帝没有关系，而且都是共产党（一个文革前入，一个文革后入），所以我说，打不打死小偷和信不信上帝没有关系。相反，这可能跟个人小时候从父母或环境中接触到的对待事物的基本态度有关系，或许可以说跟社会中局部的文化传存有关系。所以，即使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幼小的我也还能在睡梦中醒来时得到一点人性光辉的照耀。

殊途同归，信基督教的人，如果没有变成极端分子，也是不会随便打死小偷的。因为耶稣不让人用石头砸妓女，就说你们哪个没有罪的人就去砸好了，结果没有人砸。

理解不了雷锋的名言

火车上母亲的那句话当时并不是直接说给我听的，但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却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多年以后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雷锋日记（1960年10月21日）中的那句广为传诵的名言：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现在为止，我还是做不到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我也做不到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我对个人主义不仅不能像秋风扫落叶，而且更做不到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首先，同志间也用不着那么亲热，那么亲热是要出问题的，过分亲热很可能会拉帮结派，蝇营狗苟；学习知识和做研究工作又不是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需要的是独立的思考和分析，夏天一样的热情并不适合，而且往往会很快失去耐心；个人主义并不是坏事，就算有人认为它不好也够不上被秋风扫落叶的程度；至于敌人，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敌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有敌人，我还以为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总之，我接受不了雷锋思想的这部分精髓并不是因为我不愿意做好事，帮助别人，其实我在这方面应该说做得很好，即使帮助了别人还被人骂也没有后悔。我接受不了雷锋思想的这部分精髓也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没有立场，分不清好坏。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妈那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成了我在对待很多事情上的基本态度。父母的言传身教比任何道理说服影响都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都认为如果父母实在做不了真君子，在幼小的子女面前也起码要刻意地做一个伪君子，即是在糟糕的现实中生活，也千万不要不经意地把抱怨、愤恨的情绪都印在小孩的头脑中。

“孟修斯”之道

我以前说过我在科大的研究生导师在我问他我该读什么书的时候，他告诉我如果有时间就读读孟子。这位老师不是我的那位作为孔子后人的老师，如果我没记错，孔老师的父亲是五四时候要打倒孔家店的，他也从来没有建议过我读《论语》。

孟子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孟子《告子上》篇中，孟子和公都子深入地讨论了人性善恶的问题。

公都子说：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

公都子说的其实没错，文化大革命时候就会出现群众斗领导，领导斗群众，群众斗群众，领导斗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人性是无所谓善恶，所以文王武王时，老百姓善；幽王厉王时，老百姓恶。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做了不好的事，应该怪别人，因为我们是无所谓善恶的。

孟子用化骨绵掌几句话就把公都子上面的说法化掉了。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中国人过去讲仁义礼智，就是这么来的。实在不知道鲁迅怎么翻开历史一看，就发现到处都写着“吃人”这回事的。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心所固有的，不是后天渗入的，如果我们追求它，就有，不追求它，就失去。就是所谓“求仁得仁”。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责任是你自己的，做了坏事，是你自己不去追求做好事。所以，孟子不仅解决了公都子提出的为什么有时候民善有时候民恶的问题，进一步把人性善和恶的责任都交到了个人手中，而且不允许个人推脱自己的责任。两千多年前，孟子这个老东西就在鼓吹人性善的个人主义，中国文化过去的辉煌不能不说和这没有关系。

孟子最有名的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语录也出于《告子上》这一篇，这表明孟子其实从来都相信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孟子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才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虖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还说：

“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彀”，通“够”，还有将弓张满的意思。现在的老师和学生都应该好好体会这句话，不要整天自己在追求学问和学习技艺的问题上偷工减料，没规没矩，还让全世界的人见了都以为中国文化从来就是不求甚解的文化。

东西文化，应该是殊途同归，最终会融合的。如果我们从来不读孟子，那么读读圣经，应该也能达到相近的效果。实在不愿读这些，想想被打死的小偷，再每天念几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咒语也好。反正千万不要去灌输和相信那些宣传怨恨和仇恨的哲学就行。

我给我的学生宣布过，凡是山东来的，要读论语，所有的人，都要读孟子。不过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发表文章，反正读不读论语或孟子都可以拿到学位，这些话他们可能还是听不进去的，而我也没有权力检查。

人性很顽皮

我父亲说，他小时候念过一点私塾，他们当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就念：

孟子见梁惠王，老师教我偷高粱；王曰叟，老师教我背着走。

所以，虽然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的本性其实还很顽皮。所以才需要不断地发掘和教化，才有些许可能止于至善。

我上大学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当时和今天相比还是比较左的。记得上大学后先军训一个月，然后第一件事就是反自由化，叫大家把凡是录有邓丽君和其它“黄色”歌曲的磁带都交出来。所以我父亲在我上学前告诉过我，千万不要参加任何运动，能逍遥就逍遥。这一点我倒是做到了，所以每次学生运动都属于温和道义派。我父亲告诉我他在文革中的经验，就是坚决不整人，所以他以前在政治处工作，文革中没有卷入过任何帮派。他说他小时候念过一点四书五经，又经常溜进剧场看过很多《四郎探母》或《柜中缘》之类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糟粕，所以虽然当时还没有认为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这种觉悟，但他参加运动时总有点心理障碍，革命不坚决，心里嘀嘀咕咕。那个时代，人道主义是要被批判的，人性更是不能讲，最多是作为封建糟粕的残余在心里嘀嘀咕咕。所以，那个时代结束时，诗人愤懑呼喊的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现在是要建设和谐社会，事情已经好多了。现在不是不准讲人性，而是大家都会唱人性的高调。但人的毛病仍然是常常见利忘义，有权力在手就当成胡来的尚方宝剑，群情激愤时就丧失良知，把某人当成同志就黏黏乎乎没有分寸，把谁当敌人就残酷无情而不留余地。

正因为如此，可怜的小偷还是偶而会成为暴力发泄的牺牲品。而我才有机会在这里发表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评论。

闻到Nobel的味道(4)-Pierre-Gilles de Gennes

2007.05.23

刚看到Pierre-Gilles de Gennes于上周五逝世的消息，觉得很突然。2005年9月在Berkeley物理系听他的报告时（闻他的Nobel味道），他看起来还好好的，再说74岁也并不算老。

我对Pierre-Gilles de Gennes的了解其实很少。1997年左右，我看到他的那本Dirac纪念讲座的Soft Interfaces一书，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和自己的研究有关系，所以才对他的研究和成就有所关注。老实说，这对于一个学化学家的人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很喜欢de Gennes在Soft Interfaces一书开始对interface的描述。他说：

“The borders between great empires are often populated by the most interesting ethnic groups. Similarly, the interfaces between two forms of bulk matter are responsible for some of the most unexpected actions. Of course, the border is sometimes frozen (the great Chinese wall). But in many areas, the overlap region is mobile, diffuse, and active (the Middle East border of the Roman empire; disputed states between Austria and the Russians, or the Italians,…).
At a certain naive level, these distinctions can be tansported to physical interfaces between two different forms of matter.”

以帝国的边界来说明物理的界面，当时对我来说还是很新鲜的，所以印象深刻。de Gennes书中的这段话以及书中的内容，启发了我对自己研究的界面科学领域进行不同角度的思考。

昨天为了查证一下上面的原话，到国家科学图书馆的网络上去看藏书中有没有这本书，结果居然是没有。可见我们的国家科学图书馆主要还是个空架子，国家有那么多钱开奥运会，却没有钱把国家科学图书馆填满，而科学技术还是第一生产力呢，实在是让人难过。好在郝炘女士提醒在books.google.com上可以查到，所以才查出来放在这里。看来有了互联网以后，即使国家科学图书馆没有了我们还是可以进行科学研究。

de Gennes被称为液晶物理之父和软凝聚态物理之父，得Nobel奖就是因为液晶物理和软凝聚态物理的研究。我最近几年的研究中也涉及到一点点简单的液晶分子的二维相变问题，这正是上次去理论所请教欧阳钟灿老师的原因。我们从实验中发现液晶分子的二维相变中有普遍的连续取向窄化的相变过程，而且这正好为表面压变化提供了定量的微观机制。但我们找遍了文献，没有看到别人提到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感觉三维体系的相变也应该有类似现象，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象我们看到的二维相变那么清楚的实验现象被观测到。因为最近还集中精力于其它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得还不是很得力，现在还在进行之中，实验方面正在继续。不过理论方面估计需要我或者我未来的某个学生把de Gennes的很多东西读得更明白的时候，能真正地理论联系实验，才会有更多的进展。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和de Gennes有遥远的关系。上次荷兰AMOLF研究所的Mischa Bonn教授到我的实验室参观，正好见到在我的实验室中和学生一起做实验的高分子物理学家Howard。Howard现在美国一所大学做教授，我们一起尝试用非线性光学方法研究高分子相变中grain boundary上与界面相关的问题。当时Howard和Mischa聊了几句后突然问：你和Daniel Bonn是什么关系？Mischa说：他是My brother，我们差两岁，不久他就会回Amsterdan大学当教授。Mischa大概35岁上下，已经是AMOLF和Leiden大学的正教授，他本身是标准的帅哥，两只眼睛连我都觉得非常迷人，除了物理化学之外，他告诉我他对逻辑和语言学很着迷。要是成功的科学家都这么帅的话，就不怕社会上一般的年轻人会对科学不感兴趣了。

Howard接着说：我没想到Daniel这么年轻，因为他和de Gennes在巴黎做的关于界面相变，Wetting和dewetting的工作非常有影响，所以我对他的工作比较熟悉。几个月后，我在Amsterdam访问Mischa的实验室，Mischa的一位博士后告诉我，千万不要在Mischa面前夸Daniel厉害，因为他一直希望别人夸他自己是更好的科学家。我说：Mischa也很不错，不过即使他科学上不一定比Daniel好，但我相信他肯定比Daniel更帅。由于没有追问Mischa到底Daniel和他谁大，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究竟谁比谁大两岁。

de Gennes据说是很与众不同的人。但我并不很了解他的各种轶闻，也许他相关领域的物理学家知道得更多。有一篇de Gennes自己写的简短自述，收录在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编的One Hundred Reasons To Be A Scientist一书中。de Gennes在这里简单地讲述了他自己的研究道路，的确别具一格。

de Gennes的简短自述请见One Hundred Reasons To Be A Scientist一书第76-77页。One Hundred Reasons To Be A Scientist一书的pdf文档，可在以下网站下载：http://www.ictp.trieste.it/~krs/100reasons.pdf

Nobel网站上 de Gennes的简单传记见：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hysics/laureates/1991/gennes-bio.html

Nobel网站上 de Gennes的Nobel演讲文字稿见：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hysics/laureates/1991/gennes-lecture.html

所有的不过都是肥皂泡

de Gennes于1991年12月9日所作的Nobel演讲题目叫做Soft Matter。在演讲的最后，他引用了下面这首诗：

“Have fun on sea and land
Unhappy it is to become famous
Riches, honors, false glitters of this world
All is but soap bubbles.”

肥皂泡（soap bubble）正是让历史上很多科学家都着迷的最重要的soft matter。de Gennes说：所有的不过都是肥皂泡。这首诗从某种程度表明了de Gennes的人生和科学态度。当然，如果肥皂泡还能带来Nobel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2003年我到美国大使馆去签证参加国际光学工程师协会年会，签证官员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 Soap bubbles。他又问：作为一个化学家，为什么你要去参加国际光学工程师协会年会？我说：因为我研究soap bubbles要用到激光。终于被签证官追问出了一个敏感词汇，结果我不得不回来又补了些签证材料，最后在开会前不到10天才拿到签证。因为担心我拿不到签证，会议主办方专门把我的报告安排在整个大会的最后一个。还好最后一个报告往往是听众最多的，有关系的人要告诉主办人自己还在，没关系的人因为自己的symposium结束得早，找不到其它报告，也会跑来。

如果我当时告诉那位签证官，de Gennes的Nobel演讲中讲过所有的不过都是肥皂泡（All is but soap bubbles），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让我早一点拿到签证。或者他会因为de Gennes是个法国人，又是有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而拒绝让我进入美国，也未可知。

9.11之后，不是有些美国人要把French Fry（炸薯条）改名为Freedom Fry（自由薯条）吗？

*本文有修改，特别感谢Ising和郝炘的指正。2007.05.24

科学政策中的简单博弈

2007.5.22

在一个科学相对落后的国家，为什么要把保护和培养优秀作为重点，而不是打假和规范学术界作为重点，可以作简单的推理如下，建议有谁能够做一个简单的博弈理论分析，然后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

1. 国家支持科学家和学者与养牛差别其实不大，一片草原上最多只能养120头牛，是不可能从100头再增加99头到199头的。

2. 如果优质牛从1头增加到3头，而劣质牛从99头增加到117头，优质牛增加了200%，优质牛的比例从1%增加到2.5%。

3. 如果把牛换算成科学家，117个差的科学家贡献和99个差的贡献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成本增加了20%左右。

4. 3个优秀科学家的贡献则一定超过1个优秀科学家的三倍。因为好的科学家之间的工作是相互促进的，所以其成就会是相干的增长。也就是说贡献会从1的平方，增加到3的平方，也就是增加到9倍。说得俗一点，获得Nobel的机会增加到9倍。

5. 随着好的科学家和学者的增多，能够被影响和改进的差的科学家的数目也会增加。这个数目一定是和好的科学家的比例成正比的。所以，如果把这一部分算进去，保护和培养好的科学家的成效会更大。

6. 总的结果是，多耗费20%的成本，效率提高8倍。

反之，如果重点放在打假上，或者不能够扩大草地（科研经费增长），好的科学家的增长不能保证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那么已经有的好的也会在资源没有富余的情况下被耗死。

最近几年中国科学研究进步很快，正是因为资源的增加给好的科学家以喘息的余地，虽然差的科学家的总数增加了，但相对数目减少了，而且好的科学家的绝对数目和相对数目都增加了。所以，浪费的总量的确增加不少，但是整体科学水平提高更快。现在打假，当然可以打出更多的来，但效果还是不会很大。

如果科研经费出现短时间的紧缩，同时仍然以保护好的科学家和学者为重点，那么最先出局的一定是那117头牛中的。这样优质牛的比例和整个成本都会降低。从政策和经济发展趋势上讲，在今后的一定阶段，科研经费一定会出现一个瓶颈或短暂下降，只要在那时能够保住好的一端，象安置下岗工人一样安置下岗的科学家或学者，很多问题都能被解决。这个时候打假和反对学术不端的作用最大，因为能够提供好的标准和参照。但是，这时候做这种工作也就是象打落水狗而已，打落水狗快活归快活，效果还是有限。而且，在和谐社会中，打落水狗还是需要把握度的，否则哪来和谐？

不管怎么讲，眼睛盯着好的，特别是真正好的，并且去帮助和保护他们，总是最好的选择。

相反，负面的看多了，容易失去方向。虽然我喜欢鲁迅的文字和精神，但我不太喜欢鲁迅态度和方法，其原因就在这里。旧社会绝对没有那么黑暗，现在的社会也没有那么糟糕，只是总往黑的地方看，结果看见的全是黑。所以，还是古人说得透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以上分析只是在讨论方法和出路，决不是替作假和学术不端，以及开展低水平工作作任何辩护，也不是替社会中的一切不公正和黑暗现象辩护。切莫误解。

我这里说这些，其实上头应该早就知道。等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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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也算是对以下评论的回答。

发表评论人：[网友]Ashley
问题是那99个搞糟糕科学的人会每个人再产出99个糟糕的科学家，难道他们不会把你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优秀科学家给淹没了么？ 

方舟子的事

2007.05.19

有不少人在道义上很支持方舟子，有很多人又对他恨之入骨，还有一些人只等着看他的笑话。

最近方舟子遇到不少麻烦。维基百科上也说：“方舟子近年来官司不断，输多赢少。”

所以应一些朋友的建议，我也来谈谈我对方舟子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原则上我们应该支持他和爱护他，但不是支持他的每一个做法或作的每一件事。所以我属于温和道义派。

方舟子是我科大的学弟

我从来没有和方舟子打过交道，也没亲自见过他，当然我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的电视节目中是见过他的。

因为他和我年龄差不多，又都是中国科大毕业，有些人就以为我跟他应该比较熟。常有人问我关于方舟子的事。前几年有一位老师就请我把他的老朋友介绍给方舟子，因为他的老朋友有一桩历史纠纷要曝光对手。结果他对我和方舟子没有任何交道颇感惊讶。

论年龄，方舟子比我大不到一岁，不过他是科大85级生物系，我是83级化学物理系，所以在科大他只能算是我的学弟。他去美国比我早一年，在Michigan State，所以后来好象比我早一年获得博士学位。不过我们不在一个学校念博士，所以这个不算先，他还是只能算我学弟。

方舟子是我师兄势不两立的网络论敌

我做博士一开始直接指导了我不到一年的师兄小麟，在1990年代初的互联网ACT中文论坛上和方舟子是势不两立的论敌。师兄指导我的时间虽短，但手把手确实非常尽责，在学业上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而且我也养成了尽量帮助后进的习惯。我也没有辜负师兄当初的尽力栽培，先是把一个他开始做的重要课题变得不那么重要，然后又把他开始的另一个课题抛弃，做了一些其它的新的东西。所以，从表面上上看，我的博士论文中他没有多少贡献，但其实我博士期间的进步有很多都要归功于他。

师兄和方舟子一样，都是互联网时代早期的最有名的人物。当时师兄整天醉心于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因为我上大学时读过商务版的《社会契约论》，所以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再翻。师兄还是计算机高手，90年代网络上的McIntosh计算机的免费汉化系统，就是他拼凑出来的。所以后来他还当过国外一颇有些影响的中文网站的技术总监。不过我99回国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了，只是偶尔有几个email相通。

当时我师兄和方舟子两人争论的是和生命起源有关的一个问题，好象和粘土界面有关。具体争论内容其实没有多重要，我个人觉得几乎是语义学的争论，我所以没有仔细研究，也懒得仔细研究。我的印象是方舟子在网络上写生命起源的科普文章，我师兄觉得方舟子好象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就抓住方舟子在粘土界面问题上的一个所谓错误，两个人于是就在网上死掐起来。其实，方舟子当时办新雨丝网络文学杂志，写写科普，还是满受欢迎的（当然离我喜欢的Asimov还差很远）。但我当时觉得他们俩为这个小东西死掐，都很无聊，不务正业。后来果然两人都退出了科学研究，转去做别的去了。

我当时觉得师兄抓住一点就否定方舟子的全部，有点以大欺小。再加上考虑到方舟子算是我的学弟，又是才子，所以我就劝他何苦用那么激烈的言辞和方舟子在网上大骂对方。其实大家都是热血的文学青年，都是才子，也没有更多的分歧，只是互为不愤而已。数年后我看到方舟子的一本文集里面，还把我师兄当成他最为讨厌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觉得颇有意思，因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那个争论。我师兄虽然是山东人，个头也不低，但是个很腼腆的人，走路有时候有点扭腰，话说多了自己脸还会红，我的印度师姐甚至开玩笑说他有点sissy，但其实他是很温柔的男子汉。这可能也正是他一坐在计算机前面就才那么好斗的缘故。反正我到现在都觉得他俩的那个争论特无聊，把一小点分歧扩大化，而且越弄越大，成为好象势不两立的敌人。

在我看来，他们俩人其实相同的地方更多。应该是属于同而不和：他们都留在了美国，都放弃了专业研究，都关心国内的发展，又都不像我能够义无反顾地回来，献身让我伤心让我忧的中国科学。

方舟子其实不错

我师兄是很好的人，很讲礼貌，而且有超出常人的才能，也算书香世家，北大化学系的CGP高才生。我刚到纽约时他给我看他的音乐收藏，各种CD唱片有关两千张，全听一遍每天8小时也要整整250天。我的博士导师非常欣赏他，到现在还会常和我说师兄后来没有坚持做到名校教授，而是做了一般工业界和化学无关的工作，非常可惜。我想这可能跟他的性格有关，因为他在科学上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一般的研究他做起来不满意，又不愿意做很多不错的研究者中的一个，所以最后干脆放弃研究。

我猜测方舟子在这一点上可能跟我师兄差不多。因为在科学上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做了研究之后发现自己只是很多不错的研究者中的一个，而做最好则会更困难，所以也放弃了研究。一般得这样人，对于不好的研究，甚至乱七八糟的研究，从来都非常痛恨。

可这两个人一旦碰到一起，棋逢对手，武侠小说看多了，本来门派就不同，不掐上也难。

因为师兄和方舟子的不共戴天，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利用任何机会主动去和方舟子瓜葛。我常到方舟子的新雨丝网站上去看看新闻，觉得有这么个平台也非常好。而且我从来都很佩服能够有这么多精力去做常人做不到或不肯做的事情的人。（就像现在有些人看了我的博客也在某种程度上佩服我一样。）

方舟子打打假，写写文章，出出书，都是很好的事情，对开启下层的民智很有好处。这些都是我羡慕和佩服而自己有没有功夫和胆量去做的事情。不过上层有知识的人，像我师兄这种，也以开启民智为己任的，当然就对他很不以为然了。

我有时候会对某些事情有一些批评性的评论，对于学术上的浮夸和作假也是很有意见。和很多人一样，我也认为有方舟子和其它一些人能够来义务地当当“学术警察”，至少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自己是绝不会去做的。

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的态度和方舟子的还是很不相同。

假是打不完的

很多人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理想的社会，但我从来没有这个奢望。那些糟糕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根植于人性，根本不可能指望它们就即刻消失，所以能有一点改善就很不错了。改善的有效途径，当然主要不是去消灭糟糕的东西或人，而是去做点真正好的东西，或者把好的东西挖掘出来，再培养一些有好的标准的后学。我对我的学生，我就一直是这种态度：即使他们原来可能很差，完全不入流，只要能够一点点变好些就行。所以，我这种人最多只会抱怨，是绝不会跳出去打假的。

虽然我也会抱怨学术作假和不端行为，但我深知，诅咒黑暗不会增加光明。诅咒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虽然微弱的蜡烛。就算烛光只能照到很近的地方，但却真正能够驱散一些黑暗。这难道不是很好吗？要让全宇宙都明亮如昼，本来就不可能，就算做到了，大家的眼睛也受不了啊！

学术不端和造假，跟贪污腐化一样，现在是个普遍的制度性的问题，不是一个一个曝光和打击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而且，有时候一个有点问题的人被拿掉后，一个更糟糕的人会掌握更多的权力，岂不是更坏的情况？中国现在是太多的学术不端和造假，结果方舟子打假的结果也是越打越多。而且，方舟子的取证或者论点要是有点什么不足，不愤方舟子的人还不象我师兄当年一样，揪住方舟子乱打一气？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从来都知道其实绝大多数科学家作的研究工作本身都是没有用的，甚至是错的，而这正是整个科学探索事业的现实。否则诺贝尔奖获得者Axelrod不会说：“99%的科学发现是1%的科学家做出的。”这句话被去年美国工业界和科学界领袖提出的美国竞争力计划的报告作为开篇的第一句话，所以是不会错的。

简单的真理是，在不好的科学家很多的时候，打击弄虚作假和反对低水平研究，不会增加任何真正好的科学家的数目，而且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正确，会联合起来把和他们学术理念不同的人掐死。所以，与其花上吃奶的劲儿把做假或水平差的人从99个减少到95个，科学家总数就只会变到96个，还是不会把真正好的科学家从1个变成5个。如果我们花上同样吃奶的劲，把好的科学家从1个增加到5个，那么科学家总数就从100个变成了104个，就算其中还是有99个糟糕的，这样好的科学家就增加到了原来的5倍。5个好的科学家几年之后会再培养出5个好的学生，因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样科学家总数就变成了109个，其中10个好的，99个不好的。不是很好吗？

思路不同，道路就不同，结果也不同。一个社会什么人都会有，这也许算是一种分工。我是在做更轻松，更琐碎，更具建设性的事情；而方舟子在做更为艰苦和不讨好，而且可能还没有大用的事情。所以我很佩服他能有那么大的勇气和毅力，坚持下来。

要搞好中国的科学，与其花那么大的功夫去打假，弄得大家鸡飞狗跳，还不如把保护我们这种真正在科学研究的前线当步兵打仗还能有点像样的斩获的科学家作为重点。在好的科学家少的情况下，比如说100个中只有一个像样的情况下，不把这一个保住，搞得不好，好的科学家就断根绝种了。难道这不才正是最大的危险吗？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反对伪科学很可能就是反对全体人民

方舟子打假，打来打去肯定要遇到麻烦，甚至很多人的意见。他最近遇到的几个诉讼，就是最好的说明。

这几个案子的细节，我不知道。但从网上已经有的信息看，法院的判决实在没有法理。本来这样的案子最好是不予受理。不过因为当事人的确受到了“损害”，所以竭尽全力要整整方舟子，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方舟子打假，有时候的结果是把伪君子变成了真小人。西译的事，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只是西译自己自我宣传出了位，世界上可笑的事情多了，笑话笑话不就得了，跟人家学校办的怎么样其实没什么直接的关系。现在人家面子下不来了，很可能还会危及办学，结果就弄上法庭。法庭一开始其实是不该受理这个案子，受理之后，当然判决结果绝不会有利于方舟子。这个案子中，法官其实是很讲“原则”和有勇气的。为了让西译能够办下去，法官敢冒天下法理之大不韪作出不利于方舟子的判决，真是勇气可嘉，这种勇气和方舟子敢于挑战的勇气是一样的，我都佩服。判决结果我个人认为是曲在其中，就像当年田纳西州的“猴子审判”一样，谁都不会活不下去，各得其所。

世界上本来圣人就极少（有没有都成问题），绝大多数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是多多少少的伪君子。所以，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是要让大多数的伪君子能够体面地和谐生活，人权能够得到保障，在这种基础上大家一般还能基本向善。在伪君子都得不到保护的地方，还有什么人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大家心里明白谁在什么事上是伪君子就行了，非要全说出来让人下不来台，怎么会让人不反感？否则，圣经上耶稣就不会说，你们谁要是没有罪的，就上来把这淫妇砸死吧。结果大家听了耶稣的话一个石头没扔，都跑个精光。这说明大家都还是有起码的廉耻之心的，虽然有时候会做些糟糕或尴尬的事情。

社会里面，本来很多事情就是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老用社会中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来证明政府整个有问题，制度也整个有问题。其实，政府没有问题才是怪事，社会要是真有那么好才不正常。关键是要让老百姓有及时表达意见的地方和机会，这样有问题和糟糕的事情才不至于造成大麻烦。

所以，如果方舟子集中精力去做正面传播，可能就没现在遇到的这些麻烦，大家就会象以前一样很支持他，爱戴他。当然也会有我师兄那样来挑他的错的，不管他错没错。他最近写的那本《科学成就健康》，就比较有建设性。我也买了几本送人。我不是要证明方舟子的内容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我只是希望能有提供不同的参照，让别人自己有机会去做判断。

反对伪科学是徒劳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其实充满偏见，包括我们自己，而偏见较少的人本来就不信邪。所以我说过一句话：反对伪科学就（几乎）是反对全中国人民。这话不一定恰当，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不信你去给人讲讲和他们的习惯思维相反的科学试试。和谐社会中反对伪科学的最好的办法，无外乎是去多做正面的科学传播，和做点真正的科学。所以，方舟子做科普，是很值得鼓励的。至于打假，特别是穷追猛打，的确不太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作正面的科普，就算其中有几句话有点问题或歧义，被我可爱的师兄这种人揪住不放，弄得很不愉快，也是建设性的。

打假中的冤屈

方舟子有时候也提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David Baltimore一案，但语焉不详。其实该案就是典型的打假过头，耗费纳税人不少了的钱财，造成了不必要的冤案，还差点严重损害学术界的自主。

此案详情可见The Baltimore Case一书：http://www.amazon.com/Baltimore-Case-Politics-Science-Character/dp/0393041034

The Baltimore Case一书其实应该翻译成中文，而最合适的翻译者人选，就是方舟子，因为他职业打假，而且David Baltimore算是他以前的同行。此书对于了解学术和社会的关系，打假与保护学术自由的关系能给人很多的启发。而且从中我们更能了解方舟子为什么一开始颇受公众支持，而现在又遇到这么多的麻烦。

当初美国NIH的研究人员Walter Stewart和Ned Feder在1980年代初开始进行学术打假时，也是很受欢迎，他们发现和揭露的著名的哈佛大学医学院的J.R. Darsee造假一案，奠定了他们“学术警察”的地位。Walter Stewart和Ned Feder都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毕业，研究还过得去，但产出不高。他们二人出于对学术纯洁的过度热诚，后来就把打假作为了主要的事情来做。在Baltimore一案中，他们就打假过了头，把研究中的小过失当成了大问题。由于当时有美国国会议员要寻找学术不端的典型，从而能够进一步干预学术界的内部事务，他们就都揪住Baltimore一案不放。还因为Baltimore是很年轻的Nobel奖获得者和美国生命科学界年轻的领袖，是难得的典型。

此案中，Baltimore并没有涉嫌作假，而是他的文章的合作者的数据有一点小问题，具体细节要弄清楚得去读那本书。反正打假的一方认为数据是侧头彻尾的伪造，而后来被证明只是文章的推理中有一些毛病，但不影响整个结论。后来他人的工作也证实了该文的主要结论。Baltimore为了保护自己认为没有大错的合作者不被摧垮，坚决不肯妥协，甚至不得不从自己Rockefeller大学的校长职位上辞职。事后证明Baltimore这样做是正确的，他坚持学术的自主标准和保护同事免遭冤枉，尘埃落定后反而被人大加称道，还又做了多年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但他当时就是被冠之以傲慢和自大，以及包庇作假，拒绝国会和媒体监督的大帽子。如果Baltimore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物，估计后来此案打假打过头了就打过头了，Baltimore的合作者会彻底不得翻身。

方舟子也偶尔出位

虽然方舟子揭露的很多事情是确有其事的，但出现在方舟子的新雨丝上的某些打假指责其实有时候也会小题大做，给当事人带来麻烦，这些也成为一些人攻击方舟子的把柄。很多人害怕、担心或反对方舟子“私人打假”，可能就是出于这种原因。

上次我看到新雨丝上指责一位院士两篇文章中数据浓度差一千倍，涉嫌造假。结果我的一位同事跑来对我说，想不到X院士看起来这么好的人，也干这种事情。我的第一猜测是两篇文章投稿是用的word文档，结果希腊字母m，在其中一篇被当成了英文字m，一个是微摩尔，一个是毫摩尔，当然浓度就差了1000倍。涉及到指控的问题，是应该慎重的。所以我特意把两篇文章全文仔细看了，结果正如我所料。虽然在我这里没有造成问题，但在别人那里就难说了。幸好这位院士已经刚选上院士，不然恐怕很多人真的会得到他作假的印象，以后好几年他都选不上。这不就毁了他吗？

几句题外话。有人抱怨现在院士水平普遍不高，我自己觉得其实没什么好抱怨。英国皇家学会刚成立的一个世纪中，会员质量也是五花八门，后来就逐渐好转。我觉得值得抱怨的是，院士普遍收入很低，实在是有辱斯文。都做到共和国的最高学者了，大多数人还很寒酸，没有享受过几天好生活，实在是不能鼓励年轻人投身科学。做科学不是为了钱，但做科学到了相当程度，科学家的钱还很少，这只能说明在中国做科学实在不是件有可持续发展的好事业。

有人说，院士拿钱容易，申请经费时遇到和院士竞争就没戏。我的看法正相反，都院士了还要和大家一起抢锅里的饭，不是正说明院士在申请经费上没有太多特权吗？我倒是希望每个院士只要是还能上办公室的一年有平均200万人民币左右的自主性强的公开的研究经费，想找什么助手找什么助手。全国能上班的不超过2000个院士，也就不过40个亿，完全不够我国外汇顺差的零头。我就不相信那个院士拿了这钱，会不找几个能干的年轻人做出点像样的东西出来。要是心疼钱，就把院士水平提高，少选一点不就得了。院士拿了这笔钱，就可以不用申请其它经费，这样他和他的助手就不用和大家一起抢饭吃。有人说，要是院士水平不高浪费怎么办？我认为，管他水平高不高，既然选了他，就给他这个特权，只要他不老去决定别人的事就行了。难道这些钱给一个年轻人你就保证他不浪费？年轻人大部分更不可靠，风险更大，当然要让他们相互竞争。一个人年轻时候做了超出常人的事情，老了当然要吃老本，否则年轻时那么努力干什么？连老本都不让吃的社会，非要让老年人和年轻人一个锅里抢饭吃，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和谐社会。

回过头来说，和谐社会的标志，是宁可放过一千，也不抓错一个，绝不是蒋介石白色恐怖时期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打假的重要性，在于帮助明确是非标准，防止很多人没有必要的做假和不端行为，而惩罚造假者也是为了惩前毖后，惩罚不是目的。

方舟子打假一开始颇受欢迎，就是因为大家从方舟子的作为中开始明白和思考相关的很多学术上的规范和是非标准；而随着方舟子打假运动得深入，涉及到很多个人的工作和利益时，味道就变了。毛主席当年让大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后来涉及到党的领导问题，就转了方向，开始“反右”，把这些提意见的都给毁了。其实很多提意见的人还是满左的，就这样冤枉成右派了。现在方舟子的情形就象是毛主席要反的那个实际上比较左的右派。

Quo Vadis

这个世界多几个蠢人和小小的坏人，大家还乐呵呵，其实并不是大的问题，否则王小丫和李咏的节目就不会那么火。很多人看不惯大众傻乐，其实是很不对的。我也是严肃的学者，但我从来不拒绝无害的傻乐。娱乐大众本来就是这样的，只要不要让太蠢的人或太坏的人当权决定大事，也不要去破坏和妨碍别人做事就行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准大家傻乐，结果就是集体的歇斯底里，把开批斗会当成娱乐。

自从亚当夏娃偷吃苹果之后，社会中绝大多数人不是蠢就是坏，每个人都有一大堆原罪。我们绝大多数人从来都是错误天天犯，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所以才会听从孔夫子的话，学会吾日三省吾身，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要天天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整天和蠢人与坏人搏斗是没个完的，就像堂 吉诃德斗风车一样，或者象西西福斯推石头上山一样，其精神可嘉，但实际结果却很糟糕。

指出别人的过错，太容易了，所以要有分寸，有节制。如果我们成天去纠错和打假，干建设性事情的时间就不够了。在《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的开头，Nick Carraway就说：

In my younger and more vulnerable years my father gave me some advice that I’ve been turning over in my mind ever since. ‘Whenever you fell like criticising anyone,’ he told me, ‘just remember that all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haven’t had the advantages that you’ve had.’

所以，Nick养成了reserve his own judgment的习惯，不随便去批评别人的愚蠢和无聊，这是他的美国中西部绅士的修养。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由于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们有很多先天训练不好的人在做研究，再加上大家读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很多时候按耐不住，所以有很多不规范和不端的事情，有时甚至还有做假。而且，当年很多正常的做法，今天都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没办法的，我们不能搞一刀切，随随便便就不让人做了吧？麦克阿瑟还说，老兵不死，只会慢慢退出。那就等他们慢慢退出吧。

其实，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智力于做有建设性的事情，用来创造、宣传和保护真正好的，对知识、科学、思想和文明有长远价值的东西。这些才是未来的希望。当然，这样做，也需要反对作假和不端行为作为补充，但原则上还是点到为止比较好。

要彻底证明一件事情非常难，在法庭上就更没个准，因为法律上的真相并不必然等于事实上的真相。而且，因为成本和精力的缘故，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无休止第为了一件自己认为的小事追求其真相的。所以，方舟子在法庭上遇到麻烦，并不证明方舟子失败，这只是挫折而已。幸好中国是法官定罪，要是在西安象美国一样换成陪审团定罪，方舟子会更惨。人家西译毕竟是当地名校，而且对当地文化和教育有贡献。就算乱宣传这件事做错了，也不该就办不下去了。狗急了都会跳墙，何况人呢？所以，Nick Carraway他爸说的话是对的。

我认为方舟子今天遇到的问题，主要在于他是象堂 吉诃德一样向风车挑战。他的做法值得商榷，但他的精神值得赞赏，他做过的那些建设性的事情还是占多数，值得肯定和鼓励。中国学术界的有些方面现在比过去好些，也不能说没有他的一份功劳。总的来讲，有一个方舟子这样的学弟，还是很让人自豪的，虽然我尊敬的师兄曾是他在网络上死掐的论敌，而且也还有更多能更让我感到自豪的校友、同学和朋友。

我不会完全支持方舟子做的每一件事和做过的每一个指控，我也不认为对他恨之入骨和等着看他的笑话是正常人应该有的态度。我还要祝愿那些想摧毁方舟子的人最后不要摧毁了自己。因为现在是建设和谐社会，谁被摧毁了都不是好事。

当然，方舟子要给自己找麻烦更容易，他只要再找几个风车继续单挑就好了。在旁边叫好的人一定会很多，咬牙切齿的也会不少，新闻媒体才有更多的题材炒作。

闻到Nobel的味道(3)

2007.05.12

公众很关心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在本土的工作获得Nobel奖，其实还不如关心一下有什么样的科学发现 能够增加人类的知识和增进人类的福利。如果一个发现不能真正写进教科书去或改变产业和技术的现 状，得了个什么奖也不是什么值得光荣的事情。问题是，绝大多数人连假装关心一下能够增加人类的 知识和增进人类的福利的科学发现的兴趣都没有。

先弄清小奖，再谈大奖

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一年一度的小奖Chandler Medal，获奖者只得到很少的奖金，比国内很多地方发表一篇JACS得到的奖励还少，获奖者还要专门跑一趟纽约做一个获奖报告。不过，好几十年来获得过Chandler Medal的世界各地的化学家，后来有差不多40%获得了Nobel奖。所以，大家还是非常高兴地前去领奖 。1991年获得Nobel奖的Richard Ernest，就是在去纽约领Chandler Medal的飞机上得知自己获得当 年的Nobel化学奖的。那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闻到Nobel的味道。

Charles Chandler是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的创建者。他从1864年到1918年在哥大化学系任教达54年之久。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的Havemeyer楼，就是Chandler向纽约的糖业大王Havemeyer家族募款50 万美元于1898年建成的。Havemeyer是美国化学会成立的地方，也被称为美国化学的诞生地。Chandler还是抽水马桶(flushing water closet) 的发明者，他拒绝为此申请专利，理由是为了促进公众利益。

Chandler的简介见：
 http://c250.columbia.edu/c250_celebrates/remarkable_columbians/charles_frederick_chandler.html

中国人要得Nobel奖，可能第一步是要学会如何发奖。做事后诸葛亮不是什么本事，也得不到好处。在早一点的时候有眼光才不至于让自己难堪。如果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一开始就得不到好的承认和鼓励，如何会后来发展去做出更好的工作？如果我们希望N年以后有本土的Nobel奖，就去把现在的自然科学奖拿来分析分析，看有没有够的着的。如果没有，就算有人得了，也不是大家的光荣。如果我们还是采用现在这种单位和个人报奖的办法，我看十有八九是会成问题的。现在我们往往连个优秀研究生的奖评起来都成问题，除了数影响因子之外没什么好办法。应该还是少去想Nobel的事为妙。

请魔法师发Nobel奖

如果大家看过电影《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除了那首Over the Rainbow （彩虹之上） 的动听歌曲和要回家的可爱小女孩Dorothy之外，还应该记得其中胆小的狮子，没头脑的稻草人和没心的铁皮人。Dorothy，狮子、稻草人和铁皮人一起到Oz国去找魔法师（The Wizard），以达成各自的愿望。

Over ther rainbow的mp3链接：http://www.musicwebtown.com/meeko/playlists/13332/211085.mp3

千辛万苦之后，四个家伙终于找到了Oz国的魔法师，达成了各自的愿望。

魔法师对狮子说，你不比任何人胆小，只是你缺少一个勋章，所以就总认为自己胆小。于是，魔法师给了狮子一个勋章。狮子的勇气果然就不一样了。

 魔法师对稻草人说，你比绝大多数人都有头脑，但因为没有文凭，所以就老认为自己没知识。于是， 魔法师给了稻草人一张文凭。稻草人的头脑马上就灵光了。

魔法师对铁皮人说，你比绝大多数人都有情感，但因为没有有节奏跳动的心脏，所以总认为自己缺乏情感。于是，魔法师给了铁皮人一个啼啼踏踏响的闹钟。铁皮人多愁善感的能力立马就提高了。

 魔法师对Dorothy说，能让你回家的东西一直穿在你的脚上。只要你闭上眼睛，将脚后跟碰三下，你就回到Kansas你婶婶家了。

得到了Nobel奖，就像是狮子的到了勋章，稻草人的到了文凭，铁皮人的到了闹钟，Dorothy回到了Kansas。也就象杨振宁先生所说，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

说到信心问题，记得十几年前在纽约看电视新闻，节目最后报道的是几则逸闻。其中一条是说日本人对于鲸鱼的巨大生殖器制作的食品需求量很大，因为很多日本人相信这种食品可以补肾，增强性能力，所以是过年过节时的馈赠佳品。

Oz国的魔法师最好能够坐热气球到人民大会堂，给我国胆小的狮子、没头脑的稻草人和没情感的铁皮人颁发相应项目的Nobel奖章。这样我们肯定就对中国科学更有信心。

许戈辉采访丘成桐和Nobel百态

数学没有Nobel奖，所以Fields奖就算是数学的Nobel了。记得几年前北京世界数学家大会前后，在凤凰卫视上看到许戈辉采访丘成桐先生，有几段精彩对白如下。（不是每个字都准确，但意思绝对可靠。）

许：您在Berkeley跟陈省身先生学习时就那么优秀，不到两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陈先生有没有想要把女儿嫁给您啊？

丘：没有。陈先生的女儿比我大。那个时候陈先生的女儿已经结婚了，是朱经武的夫人。

许：您得了Fields奖之后，这么多钱是怎么花的呢？

丘：Fields奖没有多少钱啦。那个时候差不多还不够我和太太前去领奖的机票。

我和我太太看了这个节目差点没笑晕过去，而且很佩服丘先生居然不愠不火。许女士和她的节目班子对于Nobel和Fields奖，说到底还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那一套。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这种节目当时凤凰卫视的责任编辑怎么就播了出来，难道没有后期制作吗？可见大家一定普遍认为提这样的问题是正常的，许戈辉小姐问这样的问题也就无可厚非了。

下面这个故事也是千真万确。我还记得我上大学时，我在农村上小学的一个表弟问我，得了Nobel奖有多少钱。我按当时的汇率算了一下，说一个Nobel奖大概560万人民币。然后我表弟掐着指头算了一下，郑重地说：多生一个弟弟罚款800块，所以这样可以生7000个弟弟。我说，你只生不养啊？他说， 农村养小孩又不要钱，但多生小孩要罚款。这在当时的确是事实。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千真万确。几年前某一个部门在北京组织高端国际研讨会，其中邀请了一位德国绿党的议员，Nobel奖获得者。对方决定要带夫人和助手前来，主办方来回路费和接待费全付。为了与对方联系和沟通，我被邀请协助与对方的办公室联系用英文通电话。一开始我很纳闷，因为我从来不曾听过有这样一位做德国绿党议员又是因为环境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物，而且到网上还查不出来，颇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恼火。不久，主办方突然告诉我他们刚发现该先生获得的是Ig Nobel奖， 就是哈佛大学发的那个搞笑Nobel奖，奖励此绿党议员的荒谬的环保研究结论，而不是真正的Nobel奖。因此以前所做的联系无效，但是还必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使对方来不了，因为不能让对方发现是因为Nobel奖的类别的原因，毕竟人家还是德国的国会议员。所以，我唯一一次与Ig Nobel奖获得者亲密接触的机会就 这样胎死腹中。

西方人也疯狂

两年前有一位美国人研究生到我的实验室作暑期研究，是美国国家基金委（NSF）和中国科技部合作的项目。这位学生回国之前，说他们随科技部组织参观了很多地方，得到的深刻印象是中国人很希望能从中国本土产生Nobel奖。本来，有这样的愿望也无可厚非。不过，上若好之，下必献之，我们的媒体宣传可能也就领会了上头的意思，加强了这样的导向。所以，产生一些有趣的事情是难免的。

不过我们也不能只在Nobel的事情上取笑国人，其实西方人对于Nobel将也有疯狂的。

有一些西方名校的教授，一到发Nobel奖的时候就坐立不安。只是周围得Nobel的人多了，不敢表现出来而已， 知道的人也都心照不宣。如果得了，他可能也就笃定要变个人了。

记得钱德拉塞卡说，当年Dirac得Nobel奖的第二天开会，Dirac最后一个进来，大家就掌声不停地向他祝贺，拍了一会儿之后，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结果主持会议的Nobel奖获得者Rutherford就说：够了，别拍个不停，又不是以前没有人得过，还有正事要干呢！

得Nobel奖，不是科学家要干的正事。很多科学家，得了Nobel奖之后，就很难再干多少正事了。象居里夫人，Bardeen，Sanger这样的人，好象还没有几个。

所以，还是多干点正事，少谈点Nobel为妙。等得了Nobel再不务正业不迟。

闻到Nobel的味道(2)

2007.05.12

前一篇《闻到Nobel的味道》，一下子就有了300多次的点击，看来大家的确很感兴趣。而且，其中吴中祥老的好奇心真是让人叹服！连续两次要求给科普一下，也闻闻Nobel的味道。

超越“李约瑟猜想”

中国的年轻人要是都有吴老十分之一的好奇心，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就绝对世界第一了。可惜中国的年轻人居然没有老人好奇心重，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解决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瓶颈问题的关键，不会比回答所谓的“李约瑟猜想”更容易，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并且最好要力求解决这个问题。

回到北京后很忙，周末还和学生约好一起修改论文，所以这里只能简单地满足一下吴老和大家的好奇心。更多的信息请大家自己去搜寻，或者由那些对分子生物学更了解的人来深入回答更好。

尹翠莹博士的工作

Elsa的全名是Elsa C. Y. Yan，中文名为尹翠莹。1995年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于1995-2000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获得物理化学的博士学位。2000-2004在Rockefeller大学和UC Berkeley化学系做博士后，2005-2007在Rockefeller大学做研究助理教授（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2007年7月到Yale大学做助理教授。Elsa本科时在香港科大吴奇教授的实验室做过本科研究，受到吴奇教授的很多鼓励。吴奇是我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77级的学长，现在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了。前天晚上在香港，Elsa、我和吴奇一起晚餐和聊天，受益不少。

Elsa这次报告的题目是Photoactivation of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rhodopsin。要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复杂。首先需要明白几个关键词photoactivation，GPCR（G蛋白偶联受体）和rhodopsin的概念。弄明白这些概念并不复杂，只要了解到GPCR膜蛋白是控制细胞信号传导的关键和绝大多数重要药物的标靶，再了解到rhodopsin基本上是目前唯一具有清楚的晶体结构的GPCR膜蛋白，而且是控制视觉过程的关键，就不难明白了解对rhodopsin的光敏化研究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研究这个问题和相关问题的人很多，但对此问题在分子生物学的微观机制上目前为止最好的研究，应该就是Elsa和她在UC Berkeley和Rockefeller大学的合作者们。Elsa进入这个领域的时机很好，因为rhodopsin的X-射线晶体结构在1999年刚解出来，而她的两位博士后导师的研究组正是一直在研究rhodopsin的物理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机制方面最前沿的研究组。在两个研究组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又有了rhodopsin的晶体结构细节，很多原来让人puzzle的问题就有了被深入了解和回答的新的机会，两个研究组的相关研究当然也是如虎添翼。当然，即使这样，这个研究也非常地不容易，这正是它为什么难能可贵。

Elsa的一系列工作，就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搭起了该领域物理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之间的桥梁，回答了不少相关的重要问题，并且为普遍了解的蛋白质功能的分子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从Elsa的报告中，我了解到了这个领域的整体进展的前沿的状况，所以我说自己闻到了相关领域的Nobel的味道。当然，整个研究中的哪一个具体的研究内容会被授予Nobel奖，这不是我能够猜测的。该领域的研究者应该比我更有资格回答和预测。

向小女生学习

朱棣文先生在前几年的演讲中，总是在鼓励物理学家进入生命领域。周光召先生也总是讲20世纪重要的生命科学进展是和物理学家的进入直接相关的。在生命科学的分子物学前沿，现在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蛋白质的功能的研究，这就涉及到对生物分子的分子机制的微观化学过程的了解，所以，分子物理学和物理化学的进入变得至关重要。有兴趣的可以看我几年前在写过的一个简单评论。（NatureCorrespondence.pdf）

庄小薇和Elsa正是物理学和物理化学进入生命科学最为成功的例子，和大家可以效仿的榜样。值得一提的是，她们两人的博士工作都和我的工作很有关系。所以，让我惭愧的是自己没有足够的眼光和勇气（或机会）能象她们一样在博士之后进入崭新的领域。好在，知耻而后勇，所以我现在一直在鼓励我的学生要勇敢地进入新的领域，而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新的问题和新的可能性。两个小女生能够做到的，应该所有人都有可能做到。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说庄小薇和Elsa是小女生的。去年在中科院物理所，沈元壤（Ron Y. R. Shen）先生在介绍他自己当年的博士生庄小薇时说到：“Now，this little girl is already the full professor at Harvard.”小薇就抗议道：“Ron, I’m already a 34 year old woman, not a little girl anymore.”所以，在正式场合，还是应该说Professor Zhuang和Professor Yan才对。现在又有一个我们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毕业的小女生吉娜，紧步庄小薇的后尘，在UC Berkeley沈元壤小组获得博士学位后，已经进入了美国NIH的癌症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对她的成功也拭目以待！

我个人认为Elsa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让我喜欢和激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的师妹，且博士论文是接着我的研究做的。而是因为她的研究更化学和更物理化学，研究本身非常基本并且在分子层次上更为深入，远远超越了现象学描述的层次。如果研究和描述只是停留在现象学的层次，在科学上终归是不会有很大的重要性。所以，Kelvin爵士早就说过，Unless our knowledge is measured and expressed in numbers, it does not amount to much. （知识除非是被测量和表述成为数字，否则就没有什么重要性。）当然，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包括对这句话的理解。不管如何，大体来讲Kelvin爵士的话对于人类的绝大多数知识来讲都是对的。因为，和实际测量的准确相符合的知识才可以用来做准确的预见，这正是科学和技术之可靠性和可用性的保证。

两个小女生能够做到的，其实远不是所有人能够做到。因为进入新的研究领域一定要有正确的机会和渠道。小薇和Elsa都是紧紧地抓住了新出现的研究机会和最好的进入渠道，才在这些新的领域和方向上大显身手。如果Elsa的两个博士后研究组没有在相关领域的很厚重的积累，她就算是进入这个领域，她研究这个问题也不可能成功。不少人以为进入生命领域就是简单地找到一个生命领域的问题开始研究，那是大谬。国内开展的很多新领域交叉研究，成效有限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基础领域的研究基础和进入新领域的切入点本身就很有局限。有许多人在本领域的训练就不够，进入新领域的起点也不高，做起交叉研究来就像是在建空中楼阁一样，是不足取和不明智的。

又要务本，又要求新，研究者和管理机构如何把握这层微妙，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呢！空谈这些哲学关系每个人都会，但实际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且做出了不起的结果，恐怕比登天也容易不了多少吧！

Keep tr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