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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大学校长Eisenhower

2007.3.31

前几天说了几句Eisenhower的好话，引来了些异议。现在要说一些有关Eisenhower的不好的话，题目就叫：糟糕的大学校长Eisenhower。

白宫网页上Eisenhower的传略：http://www.whitehouse.gov/history/presidents/de34.html
维基百科上Eisenhower的较详细传略：http://en.wikipedia.org/wiki/Dwight_D._Eisenhower

第13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二战胜利后不久，Eisenhower解甲归田。1947年7月，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会推选Eisenhower出任该校第13任校长。

哥伦比亚的上一任校长是于193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Nicholas Murray Butler （1862-1947）。Butler从上大学开始，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和工作了60年。他从1901年到1945年间任该校校长达44年之久，在教育和政界影响巨大，无愧为是伟大的教育家。

诺贝尔奖网站上Butler的传略：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1931/butler-bio.html

Butler于1945年83岁时宣布退休，校长职位一直由Frank Fackenthal代理，直到Eisenhower于1948年5月上任。Eisenhower于1952年11月4日当选美国总统后辞去校长职务，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会选举Grayson Kirk出任第14任校长。Kirk任校长一直到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后去职。

Eisenhower的全名是Dwight D. Eisenhower，有被人昵称为Ike。他在1952年竞选美国总统时的一个宣传口号叫做“I Like Ike”，家喻户晓。Ike有一个弟弟叫做Milton S. Eisenhower。Milton是一位成功的大学校长，曾经是Kansas State University(1943-50)、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50-56) 和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56-1967, and 1971-72) 等大学的校长。所以，Ike做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时，他弟弟已经做过5年大学校长，自己家里就是有内行指点的。

Milton S. Eisenhower传略： http://www.answers.com/topic/milton-s-eisenhower
维基百科上Milton S. Eisenhower的较详细传略：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ton_S._Eisenhower

可是，作哥伦比亚大学这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所需要的才能和需要投入的精力，并不是一般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不够大的小学校可以比拟的。Ike显然也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他似乎以为和西点军校或一般的乡下小学校一样，校长只要能让学生在体育比赛时高兴就行了。他可能对和学者们打交道，以及建设一流大学的高质量教授队伍没有太多概念。

而且，Eisenhower的其它活动也不允许他在学校花太多的功夫。在他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他还从学校请假将近两年，任刚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总司令一职（1950.12-1952.5）。所以，Eisenhower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职位上既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相应的能力，也没有时间去行使自己的大学校长职责。

Eisenhower校长任期的历史评价

二战以后是美国的各个重要的大学进行学术重建的黄金时代，Eisenhower在位哥大校长的几年中无所作为。他的任期被他的继任Kirk评价为：对哥伦比亚大学来说，实在Eisenhower任校长期间失去了抓住战后学术脉搏的机会。（For Columbia, the Eisenhower presidency was a lost opportunity to catch the new beat of postwar academe.）

事实正是这样。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靠吃自己的老本还能保持自己在各方面的影响。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整个学校的的影响滑至谷底，居然学校排名从原先的前三名，跌倒20多名。从80年代末才开始好转，逐步升回10名左右。因为学校教授队伍的建设，其效果一般要在十几年到三十年才能显现出来，所以，说Eisenhower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最糟糕的大学校长选择，一点也不为过。

1904年，当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Butler在给当时的美国总统Theodore Roosevelt的信中说：

“Nothing injures a University so much as to give the University itself and the public reason to believe that President looks upon his position as a stepping stone to political office.”

即：“没有任何对大学的伤害，会超过给予大学和公众以理由相信校长职位只是被当作进入政界和官场的垫脚石。”

当时，刚任哥大校长三年的Butler以此理由拒绝了到Roosevelt的政府中任职。Butler从此专心做他的校长，历时44年，护航哥伦比亚大学进入了它最黄金的发展时期。

在2004年哥伦比亚大学250周年校庆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历史学教授Robert A. McCaughey撰写的从1754－2004年间的校史Stand Columbia。其中第12章的一节题为“Life with Ike”，专门叙述了Eisenhower任校长这一段历史。上面的Butler的话就是出自本章开头。

Amazon上Stand Columbia一书的资料见：http://www.amazon.com/Stand-Columbia-History-University-1754-2004/dp/0231130082

Eisenhower被哥大校董会选为校长，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Eisenhower无疑可疑增强哥大的国际影响和声誉；原因之二是为一直是军人的Eisenhower进入公职，即竞选美国总统，铺平道路。这样哥伦比亚大学的名声也将更响亮，真是一箭双雕的好主意，可惜被历史开了个玩笑，变成了弄巧反拙。

不管怎样，董事会选择Eisenhower做校长，都不是为了面对和解决学校内部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Eisenhower还是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这在2001年出版的Eisenhower at Columbia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和评价。但是，哥大大学内部的学术建设和长远发展，无疑是被忽略和牺牲了。所以，Eisenhower成为一个糟糕的大学校长，应该说主要是上级主管部门（董事会）的责任，还不能说完全是Eisenhower自己的责任。但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至少是在做人上不够尽责。

Amazon上Eisenhower at Columbia一书的资料：http://www.amazon.com/Eisenhower-at-Columbia-Travis-Jacobs/dp/0765800365

Eisenhower做总统，以“无为”而有名。以他的“无为”思想，去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是非常好的，这使得他可以以结束朝鲜战争而载入史册。后来Eisenhower在总结自己的8年总统任期时也不无自豪地宣称：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lost a soldier or a foot of ground in my administration. We kept the peace. People asked how it happened — by God, it didn’t just happen, I’ll tell you that.”

即：“美国在我的总统行政任期内没有损失过一个士兵和一寸土地。我们捍卫了和平。人们曾经问这是怎样做到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向毛主席保证，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注: by God, 即老天作证，用我们小时候的口头禅来讲，就是向毛主席保证。）

可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需要的领导能力和学术建设能力，和做一国之主的当家能力是截然不同的。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但治大学可不是。

经验和教训

人们常说中国当代缺少真正的教育家。其原因很多，但在大学的管理体制上的政治化和行政化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

解放后我们的大学校长几乎都是政治和行政任命，任期也很短。正应了Butler的那句话，校长职位不过是政治和行政上的垫脚石而已。哪里还能有象Butler那样，或者其它伟大的中外教育家那样，一辈子或长期献身于一所大学的学术建设和发展的人？解放后唯一当校长时间最长的可能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郭沫若和上海大学的钱伟长。

现在的中国的大学校长，更是和官员一样，有级别规定，有任期限制，还要教育部直接挑选和任命，换来换去象走马灯一样，没有人记得住。就算是找到Eisenhower这样了不起的人，蜻蜓点水一下，又到别处当官，并不以大学的内部发展和建设为自己最迫切的任务，哪里有可能出现真正的教育家？而且，正如科大朱清时校长前几年抱怨的，大学校长连自己的副校长度没法选择，如何管理大学？因为，要改变一个大学和一个学院或系的面貌，没有十年以上系统和持续努力，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国内大学更热衷于排名和扩大外部影响，延请官员和院士兼职，这样可以在招生和争取资源上有所帮助，哪里有更多心思去进行长远的大学师资和文化建设？

历史告诉我们的是，纵使一所大学的实力有如40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那样强大，在学校校长选择上的失误，不能及时抓住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其对于大学的未来后果是致命的。

当然，哥伦比亚大学在战后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下坡路，原因并不仅仅象这样简单。不过，我们在反思大学的使命和大学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至少应该多体味一下Butler的关于大学校长的这句明言呢？

“Nothing injures a University so much as to give the University itself and the public reason to believe that President looks upon his position as a stepping stone to political office.”

对大学校长来讲是如此，对大学教授和科学家来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篇论文值多少钱？

2007.03.27

似乎很少有人想过一篇研究论文真正值多少钱这个问题。其实这是衡量社会科研效率的真正有意义的指标，也是社会进行和规范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英国科学大臣的数字

1998年，当时的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和政府科学技术大臣Robert M. May爵士还真算过这笔账，其结果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见(Robert M. May, “The Scientific Investments of Nations”, Science, Vol. 281,pp.49-51,1998.)

May爵士是牛津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出生的动物生态学（Zoology）教授，研究的方向是叫做数学生物学。他的简历见：http://www.zoo.ox.ac.uk/newsite/groups/mathbiol/may-bio.html

May爵士的那篇文章讨论了好些关于政府科学投入相关的问题。其中，May爵士从SCI收录的数据，统计和比较了12个主要国家在1990,1993和1996年的科学论文产出（包括医学和工程）和每3年前的国家科学基础投入（Science base expenditure）的关系，即每100万英镑投入平均产出的SCI科学论文数。这些国家几乎包括了所有科学发达国家，包括英国（UK）、丹麦（Danmark）、瑞典（Sweden）、瑞士（Switzerland）、加拿大（Canada）、澳大利亚（Australia）、荷兰（Netherlands）、美国（US）、法国（France）、意大利（Italy）、德国（Germany）和日本（Japan）。其结果见下表。

从数据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国家的SCI科学论文的投入产出比都是逐年下降的，这表明科学研究越来越昂贵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在所有国家中，英国的论文投入产出比最高，1996年平均每100万英镑产出18.83篇SCI论文，按1:15的英镑人民币比价，就是说平均79.7万元人民币一篇SCI论文。这里面日本的投入产出比最低，1996年每100万英镑投入产出4.25篇SCI论文，就是353万人民币一篇SCI论文。由于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差别不是很大，所以这个统计基本上能够说明这些国家的科学研究的效率。当然，这里的统计数字没有考虑SCI论文的实际质量，也不表明每篇文章的实际耗费，因为有一些研究耗费很大，也并不产生论文。美国拥有许多较多的大型装置和设备，开放给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使用和合作，客观上可能提高了其它国家的产出。当然，这些细节都暂时不用考虑。

中国的情况

中国最近几年的科技投入大概是1000亿人民币，在2005年统计共发表了差不多65000篇SCI论文。这些数字在网上随便搜一搜就可以找到。按这样平均下来，一篇文章大概是154万元人民币，也就是相当于每100万英镑9.75篇SCI论文。就算中国大概一年还有10万篇论文非SCI论文，这样平均每篇论文也是差不多93万人民币。

人们也许会说，因为我们的科学投入还包括企业技改等投入，实际用于科研的钱应该没有1000亿那么多，上面的估算太高了。那么我可以以本研究所的基本情况来计算。最近几年本研究所从国家各种渠道得到的经费投入每年在1.5到2.5个亿之间，不少研究所还高于此数。本所最近几年平均每年的SCI文章数大概在450到550篇，也是国内研究所数一数二的了。这样算来，本所平均每篇SCI文章差不多是33万到45万元人民币。（本所非SCI论文很少。）当然，从单个研究组乍一看一篇SCI文章并没有花到这么多钱，但是，把整个研究所的开销算进去，其实就是这么多，跑都跑不掉。

要知道，本所刚被评为2006年全国学科评估化学学科整体水平的最高分，所以，本所绝对应该是全国研究效率最高的少数几个单位之一。再者，本所定位为基础性的科研院所，所以每一分经费都是用在了科研和科研相关的活动和人员上。所以，本所平均一篇SCI文章差不多40万的水平，已经是全国最好的了。科学院的其它院所，SCI文章的平均费用不太会比这低。

40万人民币一篇SCI论文，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考虑到我们的SCI论文平均质量比国际水平普遍偏低（尤其是相对于上面12个国家），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效率还要打折扣。如果按我们的SCI论文平均引用为以上12国平均引用数的1/5算，我们的可比效率则还要低5倍，即达到差不多平均200万元人民币一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SCI论文。这样算来，我们每篇同等质量文章的绝对平均花费是超出主要发达国家的。这应该才是我国科研落后的真正原因。

如果我们不去算算这笔帐，还真会误以为我们研究的效率高，因为我们表面上花费少。其实，实际情况远不是如此。我可以举的一个我个人比较熟悉的领域作例子。我国的超快激光领域平均每台激光产出的同等质量的SCI论文数，绝对是比国际上低好几倍，甚至十倍。而这些激光都是从国外相同的公司买来的，因为是进口，价钱可能比国外的研究机构购买同样的设备还贵一些，所以投入产出比相比是很差的。当然，其它领域实际上也是一样，或者更成问题。

正因为算过这些帐，我才常常给我的学生讲，说我们应该心安理得，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组的投入产出比与国际同行的研究组相比一定是最好的，而且我们的不少研究在本领域中是重要的和国际领先的。同时，我也常常告诫学生，因为一篇文章实际上是花了国家和社会几十万块钱，所以不要给我讲什么希望随随便便写一写，混过去发表了就算了。

效率是关键

人们会问，怎么可能我们每篇论文会花这么多钱？

首先，我上面算的都是简单的明帐，所以事实的确就是如此。其次，我们的研究系统其实人员非常多，大部分人其实没有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效率相比之下是相当低的。

效率低的基本特征就是人浮于事和低工资。很多人以为说我们雇一个人所给的工资相对很低，大家如果都努力工作，有了同样的仪器和设备，应该产出效率高才对。可是，在低工条件下，大多数人是不会努力工作的。在任何低于平均工资的地方，人们都会逐渐开始在上班时间干其它的事情。这是前几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理论的结论。凡是对《编辑部的故事》有印象的人，都不会不懂这件事情。

所以，我国科研的最主要问题，其实根本上还是效率问题。

我们很多单位总是在追求发表论文的体量。其实，一个研究机构最重要的是发表论文的效率和质量。如果提高要我国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加大投入而不提高产出的效率，实际上的结果是使得其反的。

那么，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求科研人员提高发表论文的数量，这样就可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呢？

其实不然。因为那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做法只能带来更多粗制滥造的论文和研究成果。我们应该做的是花更多的力气去找到真正能够达到和超过国际研究水平和效率的研究人员。花同样多的钱，包括和国外相当的工资，我们至少可以有和国外相当或更好的效率。如果按照现在的方式继续搞下去，其实就还是保持原来的效率，肯定是不行的。

贫穷和落后的最大特征，就是在付出同样劳动的时后，产生的效益相对较低；在付出同样的价钱的时候，得到的同样质量的东西更少。我们的社会相对来讲是这样，我们的科研系统其实更是这样。

为什么花这么多？

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愿意平均一篇文章花上几十万元到100万元人民币呢？这是划算的投资吗？

要知道，按照SCI的统计，不超过25%的SCI文章会被引用5次以上，这还包括自引。也就是说，其实75%的SCI文章是没有什么人看的，即使是发表在所谓高影响因子的“顶级”杂志上的文章，也有许多是没有人看和引用的。所谓高影响因子的杂志，其影响因子主要是由引用次数在前25%的少数文章所贡献的。所以，光凭发表文章来看，花这么多钱完全是不值得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真正好的和重要的文章，其实无价。

社会之所以花这么多投入来进行研究，除了为了得到少数重要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之外，还是为了在研究中训练人才，为社会的产业界和其它各个方面提供有良好训练的、有真正解决前沿问题的能力和潜力的人才。一个人的实验、推理、沟通和写作的能力，只有在前沿探索未知的失误的研究中才可能得到真正的锻炼。这个训练过程的成本虽然高，但与这个人将来因为没有能力而耽误和浪费的东西相比，和一个经过很好训练的人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相比，还是很划算的。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地不把好关去训练这些学生的研究能力，他们只会成为没有太大用处的人。如果我们不要求他们严格地对待科学论文的写作和发表，他们发表出来的文章不仅是毫无价值，而且还可能误导很多后来做相关研究的人，从而浪费更多的人力和社会资源。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和社会不能容忍不认真对待科学训练和科学论文的写作和发表的真正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希望花了那么多的社会资源，只是产生一写垃圾文章和有其名无其实的“人才”，如果我们真的不希望纳税人的钱被浪费掉，我们就应该弄清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提高做研究的标准和培养人才的标准。

科学研究是非常昂贵的，也是社会所必须的。正因为科学研究如此昂贵，所以越来越只有国家才能承担得起对科学研究的资助，私人和社会其它来源的资助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必须了解，如何使得科学研究这个昂贵的社会活动能够真正地具有社会价值。

我想，凡是象以上算过一篇研究论文究竟值多少钱和花了多少钱的人，就会明白：任何科学研究中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对人民的犯罪。除此之外，也是对自己的精力和聪明才智的浪费。学习和研究中鬼混过关，在社会危害上其实和弄虚作假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可能更糟。

我对我的学生就是这样说的。

普遍的误解

因为国内很多地方的奖励制度的问题，不少人以为发表论文或者在高水平影响因子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就是一切。很多人认为说自己要得到更多好处，不得不多发或乱发文章。

我个人相信，这些人的判断是对自己非常有害的。道理很多人都已经讲过许多，我就不讲了。我这个人比较保守而且胆小，所以总是相信不正当的得来的东西不会让人心安理得，而且将来会惹麻烦。所以我除了教育我的学生在研究思想上要大胆一点之外，总是叫他们将来要靠自己的能力吃饭，就算现在暂时少得到一点也无所谓。

古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贞妇好色，纳之以礼。爱财和好色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要乱来。

童话故事：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学生

2007.3.25

吴征铠先生生于1913年，今年94岁。他是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化学家和分子光谱学家，也是一位为人称道的化学教育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所用的高浓缩铀核原料，都是在吴老的直接主持和领导下生产出来的。几年前在吴老家中，他还给我讲述过一些当初他当年如何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解决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些过程，在2006年12月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的吴老撰写和由复旦大学秦启宗教授等整理出版的《我的一生》一书中，有更详细的描述。书中还有不少吴老的诗词和书法作品。

复旦大学秦启宗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对吴老的介绍：
http://www.cas.ac.cn/html/Dir/2006/08/24/14/38/05.htm

有其师必有其生

我在该书中读到吴老、郭可信院士和江明院士关于师生间《物理化学》的教和学的故事，不禁叫绝，禁不住觉得应该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吴老的自述中有一段讲到抗战中浙江大学西迁在遵义时给化工系教《物理化学》时的情况。他是这样说的：

“抗战时，因为浙大化学系迁往湄潭，与化工系分开后，我留在遵义教化工系的《物理化学》，每年都有数十甚至上百名的学生听讲。我曾发现坐在前面有一个女生，用圆规和直尺把我在黑板上随手一挥的图画下来，后来我想整理讲稿，向她结笔记一阅，令我大吃一惊，原来她的笔记相当完整，很少漏掉我所讲的内容。那是有的学生说我上可讲得不清楚，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怎么能有这样好的笔记呢？所以我和化工系的主任苏元复下决心要为化工系教学质量把关，不让那些成绩太差的学生混过去。当时物化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人数一般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补考后还有百分之几的学生不及格。现在想想，物化在刚教第一、二遍时，肯定有不少学生是很难听懂的。后来看到浙大的学生郭可信院士的回忆录说，当时吴征铠先生讲的物听不懂，结果是逼着他自己看书才学懂的。郭可信的成绩非常好，我还以为是我教的，其实是他自学的。使我欣慰的是我的学生中间，后来教《物理化学》的不少，我问他们如何教，他们说：‘我们根据你讲的方法去教，自己备课过程很辛苦，但学生还是很欢迎的。’”

关于吴老的教学，郭可信院士的回忆是这样的：

“吴（征铠）师教的物理化学同学们称之为‘天书’，一则物理化学本来就是比较深奥和那一理解的，二则吴师讲课有如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吴师思维敏捷，常常上一句话没讲完，下一句话就出来了。另一方面，吴师很潇洒，上了讲台还不知讲什么，要问学生该从何讲起。学生听不懂，又不敢说‘江南才子’没讲清楚，只得自己学懂以通过考试（至少我是如此）。我再1947年到了瑞典后才知道，大学教授最重要的职责不是讲课而是把关。对于那些不需要做实验的课程，学生可以不上课，只要把教授指定的若干本书看懂了，就可以去见教授应试（也许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一个只是分子一生中90%以上的知识都是在大学毕业后获得的，因此在大学中学会自学是非常重要的。吴师逼我学会自学，终身受益。我到瑞典先学冶金，后来改学晶体学，回国后从事金属物理学研究，近十几年来又主要做电子显微学方面的工作，都靠的是自学。”

复旦大学江明院士则是这样回忆的：

“我的《物理化学》课堂笔记，珍藏至今已49年，这是我青年求学时代的最美好的记录。1957年秋。我入大学三年级，有幸攻读吴征铠先生主讲之《物理化学》。此前早已耳闻先生留学剑桥，在分子光谱学上威震学坛，廿余岁当上教授，故而仰慕之至，先生已成我心中偶像。记得先生授课时，我分秒不敢分神，句句不肯放过。先生口语，扬州乡音甚重，听课同学常现迷惑表情，而我则心领神会。得意之余，仍不忘手下疾书。先生授课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但欲深入领会，课后苦功，必不可少。于是我的课堂笔记只用三分之二页面，余下留为课后阅读注记之用。”

书中有江明院士课堂笔记的一页影印，其工整和详细令人称叹。

学生是这样，老师何尝不是这样。吴老回忆说：

“华罗庚曾说我是自学成才，其实有成就的人都要通过自学，否则就不可能有创新。我教物化到5~7遍之后，才觉得有自由，可以随口讲，不逾矩。我后来认识的唐敖庆。卢嘉锡等上课时都是随口讲，不用讲稿的。一个人要在学术上有发展要靠自学，有时一篇文献要读好几遍才有点体会，有时在集体讨论中会很好地得到启发，有时对一句话从另一个角度就有新的领悟。我们一定要将自己当作小学生，对书上的一句话或者别人的点滴体会要反复思考，这是很辛苦的，但学通之后很快乐。”

原来“江南才子”也是这样才炼出来的！

教和学绝不是老师或学时一方面的事情。从这样的学生求学和老师身教中，我们难道不能悟出很多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来吗？

江南才子之剑桥不第

吴征铠之被称为“江南才子”，是因为他诗词数法俱佳。他在扬州中学读书时，与胡乔木同班。当时他们的语文老师就常在班里说：“我们班里有过两个诗人，一是胡鼎新（即胡乔木），一是吴征铠。”

吴老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做了好些重要的分子光谱学工作，文章发表在《化学物理杂志》（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和Nature等期刊上，其中的结果后来都被收入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分子光谱大家Herzberg著的《分子光谱与分子结构》这本巨著中。可是，由于庚宽留英的时间限制，再加上吴老对获得博士学位并没有那么看重，吴老当时并没有拿到剑桥的博士学位就回国了。好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唯才是举，吴征铠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浙江大学化学系的教授。他回忆到：

“总结起来，在英国我学到的各种学术和技术的窍门比写学位论文要重要得多；另外在英国要获得博士学位需要不少费用，国内打仗，经济困难，所以我没有拿博士学位。剑桥的其它导师曾惋惜地对我说：‘剑桥的博士学位是很值钱的。’1955年国内第一次评选学部委员，我未评上，可能和未取得学位和年轻不无关系。后来，张青莲（院士）对我说：‘你年纪还轻，还是在等几年吧。’”

吴征铠于1939年回到了正在抗战中的中国，当时武汉已被日军攻陷。他后来被选为学部委员，是1980年的事。

吴老曾经告诉我，正是他在剑桥时学会的实验和分析能力，最后在解决浓缩铀的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期的分子光谱实验非常难，所有的设备都要自己从头设计加工，而且理论也必须用到最前沿的量子力学，所以非常训练人 （其实现在前沿的光谱学动力学也还是一样）。我在别处说过，美国Manhattan计划中负责浓缩铀的哈佛大学化学家Kistiakowsky也是分子光谱学家，这绝非偶然。

吴老在研究原子弹和文革的过程中，都一直坚持跟踪物理化学前沿研究。在我们实验室的会议室书柜中，还有好几十本影印的《物理化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hysical Chemistry），那都是吴老以前一直坚持购买和阅读的东西，后来送給了我们。因为对物理化学前沿发展一直关注，所以在文革以后，吴老才能够高瞻远瞩，对推动和指导物理化学的前沿基础研究不遗余力。

吴老喜欢喝酒，我的博士后导师戴海龙（Hai-lung Dai）教授就是他偶尔的酒友之一。戴海龙一家，是解放初逃离大陆去到台湾的，后来又移居美国。他每次来中国，都设法去看吴老，一方面他们是分子光谱学的同行，另一方面他也非常钦佩吴老在中国制造原子弹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再一方面他也为吴老作为化学家和分子光谱学家在原子弹研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深感自豪。我和吴老有所接触，一方面是由于这一层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吴老一直关怀着我们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实验室发展的关系。

吴老常被人提起的，是一家有三个兄弟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的传奇。但这并不是我所关心的。

吴老为什么最后没有成为两弹元勋之一，很多中外人士都感到不解。我也无从了解。不过在钱皋韵、刘广均、陈念念三位院士写的序言中，或许有供大家想象的空间。他们说道：

“吴征铠先生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严谨的教育家，更是一位爱国爱党的知识分子，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他刚直不阿，在任何时候都坚持说真话、说实话，一辈子都与假话无缘。正因为如此，他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受某些领导欢迎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比别人受的苦难更大。

“在科研上，吴征铠先生敢于创新、坚持真理，从不迷信他人。即使是在研制第一批核材料的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刻和人们对他国的技术和设备最迷信的时候，也敢于对别人的设备动手术、做改进。学术上他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实验验证’的严谨作风，并十分注意别人的新思想、新创意，经常平等地与你讨论和争论。”

其实我个人认为，除了上面的可能之外，还有其它原因。吴老一方面太聪明和太有创造性，以至于别人对他的神来之笔总会以为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出的发现；另一方面，他领头做同位素分离，他的小组中居然没有因放射性得癌症的人，知道的人会说他们内行专业性强，不知道的人怎么会信服呢？

2001年我们在香山饭店为吴老90做寿，转眼间吴老已经94，愿他更长寿。

吴老2006年8月所作的一首《水调歌头》表达了他迈向百岁的胸怀和志向。现录如下：

过芳菲时节，
树梢梅子黄。
时晴时雨时热，
早晚彻骨凉。
老病最难将息，
况是卧床乍起，
学步在厅房。
人生驹过隙，
有时日偏长。

九十年、
功与过、
俱寻常。
无怨无悔，
不容得失乱衷肠。
但得平安稳度，
亲见北京奥运，
不作金牌狂。
百龄人日众，
原随长者行。

吴老93岁时作的词，了得吧？

为反对小布什而加入美国籍

2007.3.25

Mariatta是美国Temple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我在2005年在Temple化学系作报告时去参观过她的实验室。去年9月去法国Lille参加清华大学李丽老师参与组织的中法双边原子分子物理和光学研讨会时，她也作为第三方的科学家被邀请参加。Marjatta和清华大学的李丽教授有20多年的友谊，而且在研究双原子分子光谱方面一直有很好的合作。

和Marjatta交谈中得知，她其实原来是芬兰人，当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获得博士学位后辗转到了美国工作，以后就一直留在了美国。这是很正常的美国故事。

但让我惊讶的事情是，Marjatta说她最近才放弃了芬兰国籍而加入了美国国籍，目的是要参加投票反对小布什连任美国总统。Marjatta说自己以前数十年生活在美国，却从来没有觉得有必要加入美国籍。但这一次不同，因为对布什的较为极端的国土安全和外交政策实在是忍无可忍，所以要用自己的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结果当然是小布什还是当选了，Marjatta仍然对此愤愤不平。

尽管我们对Marjatta的做法是否真有价值可以做不同的评价，也不管我们是支持还是反对小布什，我们还是应该对Marjatta做了这么大个人牺牲而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责任感表示钦佩。芬兰人民也不会觉得他不够爱国。

杨振宁先生一直对自己加入了美国籍的事情耿耿于怀，其实大可不必。加入美国籍的原因各种各样，大家从来就不会对他是否加入美国籍有什么意见。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不会投票支持小布什。其实只要杨先生实事求是，不把清华吹得比哈佛还好，大家对杨先生的意见会又少一个。这是题外话。

一个科威特人在美国的爱恨情仇

2007.3.24

1997年U2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大足球场开巡回演唱会，歌唱世界和平人类互助友爱个人情感及其它，我于是事先订好了票，请还在Columbia的映东和强两位好朋友一起来费城过瘾。

映东是北大附中和毛新宇一个班的同学，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才子，当时在Columbia跟David Yao（姚大卫）教授学运筹学，现在他在IBM的Yorktown总部做研究科学家。强是1989年的全国高考第一名，中国科大零零班和化学物理系毕业，当时在Columbia大学跟年已古稀的Koji Nakanishi（中西香尔）教授学有机化学，现在他在Rahway的Merck公司总部做研究科学家。我们几个在纽约时经常一起消磨时间。我和映东一起去US Open看过Sampras等人的网球比赛，和强一起常在Manhattan满大街和中央公园滑Rollerblade，我们一帮人还经常去中央公园溜冰和到处找电影院看电影，强还跟我学过一小段时间吉他。简单地说，我们曾经是很好的酒肉朋友，也讨论严肃的科学和社会问题，现在基本上是相忘于江湖。

我到费城30街的Penn Station火车站接到他们二人后，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好象是一个中东人，问清我们的去处后，他问道：你们是日本人吗？我们说不是。又问，韩国人？不是。又问，到底是哪里人？我们说是中国大陆人。司机肃然起敬，说：中国大陆好啊！于是我问，那你是巴基斯坦人还是巴勒斯坦人？因为我们只知道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一直和中国比较友好。他说，我是科威特人。我说，你为什么说中国大陆好？他说，美国人太坏了，他妈的现在俄罗斯垮了，只有中国大陆可以和美国人对着干，当然中国厉害。我说，他妈的你不是科威特人吗？美国人把你们从伊拉克手中解放出来，你他妈的这样想是不是太不地道了？他说，美国赶跑伊拉克，当然是好事，不过他妈的美国人说美国多自由多平等，可是我到了这里两手空空，也没人管我，只能靠开出租车和受歧视度日。我说，穷人嘛，就他妈的忍着点，到哪里还不都一样，你要是阿拉伯石油富翁哪里的人都会围着你转。不高兴你可以回科威特去啊！你有老婆孩子吗？他们在哪里？他说，我老婆和四个孩子现在还在科威特，我现在正在给他们申请移民绿卡到美国来。我看笑着说，你全家都到美国过好日子，还希望中国人跟美国对着干，你出气了，我们中国人不是替你倒霉了吗？这位科威特老兄憨厚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们就到家了。

下车后，我和映东、强都一致同意说，毛主席说得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使这种压迫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构的。但不管怎样，世界人民想让我们中国人去做他们自己有冲动干又不愿干的事情，当替死鬼，没门儿。

怀柔来的出租车司机在北京城中又累又受歧视，并不会想到要找上海人来跟北京人对着干替自己出气。北京不是跟美国纽约一样，有钱人大多是外地和外国的吗？应该说出现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外国移民太多，很多时候没法想到一块去，到美国的期望又很高，所以这种问题才严重。其实，在美国这些移民得到的福利和社会对他们的保护，比中国城市的外来人口能够得到的要好得多。这可能也说明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涉及到国际政治和族群利益的问题常常没道理好讲，并且很险恶！

好在中国人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利用的。现在当我每次看到欧洲或世界其它国家一要跟美国摩擦就开始拉拢和称赞中国的作用时，就会想起那个在美国的科威特出租车司机。

U2的歌，从CD上听起来不咋地，可是现场演出感觉却是一级棒。最近这些年，U2的领袖Bono同志全世界到处宣传世界和平、消除偏见和仇恨，不仅当上了爵士，还是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热门人选。

可是世界上偏见和仇恨还是随处可见，没那么和平。

Bono同志，继续努力吧！

Eisenhower的总统告别演讲

2007.3.23

Eisenhower在1961年1月17日发表的总统告别演讲，常常被人称为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演讲。其中第四部分特别提到了希望美国未来的政治家能够正确处理和平衡军事工业集团可能对政府产生的影响。这一部分演讲的内容如下（抱歉我没有时间将其翻译成中文）。

我个人认为Eisenhower的这个总统告别演讲，以及他在1953年春的那个”The Chance for Peace"演讲，是20世纪后半叶历史中最重要的两份文献。

"A vital element in keeping the peace is our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ur arms must be mighty, ready for instant action, so that no potential aggressor may be tempted to risk his own destruction.

Our military organization today bears little relation to that known by any of my predecessors in peace time, or indeed by the fighting men of World War II or Korea.

Until the latest of our world 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 armaments industry. American makers of plowshares could, with time and as required, make swords as well. But now we can no longer risk emergency improvis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we have been compelled to create a permanent armaments industry of vast proportions. Added to this, three and a half million men and women are directly engaged in the defense establishment. We annually spend on military security more than the net income of all United States corporations.

This conjunction of an immen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and a large arms industry is new i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The total influence-economic, political, even spiritual-is felt in every city, every state house, every offi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e recognize the imperative need for this development. Yet we must not fail to comprehend its grave implications. Our toil, resources and livelihood are all involved; so is the very structure of our society.

In the councils of government,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 whether sought or unsought, 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We must never let the weight of this combination endanger our liberties or democratic processes. We should take nothing for granted only an alert and knowledgeable citizenry can compel the proper meshing of huge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machinery of defense with our peaceful methods and goals, so that security and liberty may prosper together.

Akin to, and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e sweeping changes in our industrial-military posture, has been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during recent decades.

In this revolution, research has become central; it also becomes more formalized, complex, and costly. A steadily increasing share is conducted for,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day, the solitary inventor, tinkering in his shop, has been over shadowed by task forces of scientists in laboratories and testing fields. In the same fashion, the free university, historically the fountainhead of free ideas and scientific discovery, has experienced a revolution in the conduct of research. Partly because of the huge costs involved, a government contract becomes virtually a sub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curiosity. For every old blackboard there are now hundreds of new electronic computers.

The prospect of domination of the nation’s scholars by Federal employment, project allocations, and the power of money is ever present and is gravely to be regarded.

Yet, in hold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iscovery in respect, as we should, we must also be alert to the equal and opposite danger that public policy could itself become the captive of a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elite.

It is the task of statesmanship to mold, to balance, and to integrate these and other forces, new and old, within the principles of our democratic system-ever aiming toward the supreme goals of our free society."

Eisenhower的总统告别演讲全文： http://www.eisenhower.archives.gov/farewell.htm

世界不能在疯狂中被毁灭

1964年Stanley Kubrick的电影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才是真正有趣的东西。可以说没有一部电影比它更有趣。

世界不能在疯狂中被毁灭。要知道冷战有多疯狂同时又多么可笑，以及理解Eisenhower的两个讲话，不能不看这部电影。

故事很简单。Fluorinated water本来是保护牙齿的东西，但疯狂的空军准将Ripper却认为是共产主义这用来毒害美国人民的诡计，结果私自下令手下掌管的战略空军部队对前苏联进行核攻击，虽然美苏两国极力阻止，但美军英勇而尽责的战略轰炸机机长Kong少校排除艰险，顺利完成任务，于是导致世界彻底毁灭。

Dr. Strangelove 的电影资料请见：http://www.imdb.com/title/tt0057012/

我与古典吉他的非正常接触

2007.3.22

我的古典吉他之旅

小时候没有专门学过乐器，我学古典吉他时已经16岁，年纪不小了。

在大学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要每天花上差不多两个小时做各种练习。我在清华大学水利系姓胡的那位好朋友当时是清华园中的古典吉他高手，他常在清华的广播中演奏。他通过写信遥控指导我，我自己琢磨所有的理论和技巧。因为吉他和钢琴有很多共通之处，所以还钻研了一点钢琴演奏法。因为基本上是无师自通，所以后来也无法深入。不过我的基本功和基本技巧在业余的人中还算还是比较扎实的，各种难度的曲子都能基本弹下来，包括那些后来列入10级考试要求的曲子。

我去美国留学参加TOEFL和GRE考试报名用的美元，是当时靠教几个小女孩学吉他挣来的。她们也没有学会多少，后来这几个小女孩几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德国。很久没有跟她们联系，现在这几个小女孩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掐指算来，都30多了。我到纽约拿到奖学金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一把好一点的吉他。可惜后来没有时间坚持弹下来，现在除了一些基本的练习曲，好多曲子都不能完整地弹出来了。后来只好听别人弹，因此买了好几十张各种古典吉他的CD，和各种吉他书籍。

在纽约时，同实验室的一个菲律宾博士后Jerry Dadap是古典吉他高手。Jerry的全家几乎都是音乐家，他父亲还是菲律宾的所谓国家音乐家。Jerry的叔叔是大提琴家马友友的姐夫，马友友的姐姐拉小提琴，他叔叔弹吉他，二人组成一个吉他小提琴二人组，琴瑟和谐。Jerry在纽约时经常到马友友的妈妈家去看老太太，他说很少看见马友友，因为YoYo演奏日程太满，她妈妈也很难见到他。

Jerry自己选择做物理博士，是因为他不觉得他家需要再多一个音乐家。不过他这个博士在Texas Austin大学一做就做了9年。其中有好几年他在该校学习古典吉他，还参加过国际吉他比赛，进入前16名。不过他后来还是念完了物理博士，到Columbia做博士后。在纽约期间，他经常参加附近教堂组织的音乐表演，我还去听过。我跟Jerry一切磋古典吉他，就发现自己的水平和功底差太远，只能吓唬外行。

学习吉他或者任何一门乐器的好处，在于它能让人安静下来且同时又充满激情。我自己觉得，近代西方科学和古典音乐几乎是携手发展的，这绝不是偶然。其实早期欧洲的科学家和音乐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互相提供灵感。很多科学家也是很好的音乐家和音乐欣赏专家。

现代光化学研究的重要人物Michael Kasha，就是一个吉他高手，他还自己制作吉他和其它乐器。光化学中著名的kasha规则，就是Micheal Kasha最先总结出来的。Kasha的博士导师是所有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的G.N. Lewis，就是发明Lewis电子式和提出Lewis酸碱理论的那位。我的博士导师曾经跟Kasha的博士生El-Sayed作过博士后研究，光化学中也有一个所谓El-Sayed规则。BGSU的光化学中心2005年出版的刊物Spectrum中，专门有一篇Michael Kasha的访问，叫做：A renaissance man：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Kasha。有兴趣者可见：
http://www.bgsu.edu/departments/photochem/research/fallwinter2005spectrum.pdf

吉他曲、西班牙的传说和Washington Irving的游记

因为着迷于古典吉他的缘故，我上大学时到处找西班牙的文化和历史的书来看。后来发现美国作家Washington Irving在19世纪初写的很多西班牙游记非常优美，于是读得如醉如痴。Irving是19世纪早期最重要的美国作家，他把那些西班牙的历史传说讲诉得即使是翻译成了中文也无与伦比地优美动人。当你读了Irving，再去听Terrega的吉他曲《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和Rodriguz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不由得会会感觉身临其境，有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慨和激情。

我到每次去圆明园的时候，我就在想：有谁能在圆明园的废墟上谱写一曲能感动世界和流传后世的音乐，能与《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或《阿兰胡埃斯协奏曲》比美？

YouTube上的《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吉他演奏：http://www.youtube.com/watch?v=hHrBInxJY1U

杨雪菲－－出名要趁早

2007.3.22

我在20多年前开始学习古典吉他时，就听说一个北京的天才小女孩杨雪菲，已经获得国际吉他界的注意。那时候她还不满10岁。现在杨雪菲已经是国际上著名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了。要了解她多有名，你只要到他的个人网站上，就会看到她在全世界的演奏会日程已经排到了2008年6月。最近由EMI推出的她的个人独奏专辑Romance de Amor也颇受欢迎，在许多古典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很久没有跟踪杨雪菲的消息，最近在Internet上发现很多她的资料，才发现她绝对不是昙花一现。不得感叹张爱玲的那句“出名要趁早”的话在杨雪菲的身上是多么贴切。

杨雪菲演奏的Joaquín Rodrigo: Concierto De Aranjuez录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KEJSk0J8jE

杨雪菲演奏的Romance de Amor的MT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_p0dxEGvj8

杨雪菲演奏的Cavatina的MT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cV2UIGFu60&mode=related&search=

杨雪菲的个人网页：http://www.xuefeiyang.com/

我认识的一个美国军官

2007.3.21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作博士后时，我曾经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和一位美军中校David共用一个实验室。

David身高1.90米以上，瘦削挺拔，标准的美国军人形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David是1982年左右于西点军校以优异成绩毕业，他告诉我他毕业时在1000多人中排名第15. 他后来做了炮兵和坦克兵。David当然是一个优秀的美国军官，不然美国陆军部也不会选拔他到宾大化学系念为数很少的在职博士学位。我离开一年多以后David回到西点军校去做了化学教官，他应该现在一直还在西点。不过如果他当不上系主任或晋升上校，大概差不多已经应该要转业了。当时David从少校晋升中校的授衔仪式还是在宾大化学系的那个报告厅中举行的，跟电影上一样，只是下面坐着的都不是军人。代表美国陆军给David授衔的是以前西点军校化学系的上校主任George，George当时可能差不多50岁，当时已经退了伍，在宾大化学系做专管行政事务的副主任。现在George也不在宾大了。

我回国之后除了2000年一次开会碰到David，已经很久没跟他联系了。在宾大时我和David在一个大房间中各在一台设备上做光学实验，实验时都必须关着灯，所以除了听新闻和音乐电台之外，就是在黑暗中隔着仪器聊“天龙八部”。当然他告诉我的都没有不允许透露的机密，我也一样，虽然我除了刚获得的实验数据之外，我不知道任何重要的秘密。

关于军队和社会，David告诉我现在军队中所谓Citizen Soldier的传统越来越成问题。因为美国越战后已经不再实行普遍征兵制，有出路的人几乎都不去当兵。现在当兵的绝大多数的都是家庭情况和学业较差的人，所以为谁打仗的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只让穷人上战场，保卫富人，不是一件有利于军心的事情。他说美国军队也一样，要安排时间甚至办复习班，让最后一年兵役期间快退伍的士兵复习参加SAT考试，即美国的大学入学标准考试。他告诉我他在西点军校时有一个成绩一直名列前几名的女生，毕业后宣布自己是女同性恋，退了伍。我们也讨论到军队的待遇问题，他说军官的收入大概是同等资历的人的80%左右，而且从1980年里根总统开始，军队就没有涨过工资了，所以很多军官或有专长的人发现自己不太有机会晋升到上校以上的职位，就寻求尽快退役，可以早一些到私人公司挣钱。官至上校以上再退役，待遇和保障会好很多。总而言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David和我一样，很喜欢看电影。我记得当时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正好在上映，David、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学生薛斌一起溜出实验室到电影院观看，所以这场电影看得很过瘾，而且很专业。后来我和David在2000年夏威夷参加五年一度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化学会议相遇，David和我还专门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当时看得是Russell Crowe和Meg Ryan主演的动作片Proof of Live. 最让我惊奇的是，David有一次告诉我他最喜欢的电影是Stanley Kubrick导演的Full Metal Jacket（《全金属外壳》）和Francis Coppola导演的Apocalypse Now（《现代启示录》）这两部有关越战的反战电影。这两部电影我也是百看不厌。但对一个正统的美国军官来讲也喜欢看就让我觉得奇怪了。David告诉我，对战争的全面认识，是良好的军官的必备素质。我们或许会相信美国军队对士兵有某种类似洗脑的灌输，但对军官应该是没有的。

我曾经和David讨论美国内战中的一些战役详情。当时我正在读1988年出版的James M. McPherson的那本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名著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自由的呐喊：内战时期》）因为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的决定性事件，所以这是一本绝对值得一读的书。在Gettysburg战役中扭转整个战役的决定性事件是联邦军队中学院文学教授出身Lawrence Chamberlain上校果断指挥，以劣势兵力抢先几分钟占领了一个小山头的制高点，彻底切断了南军的战略合围的线路。我找David讨论Gettysburg战役的情况，他第二天就拿来一些内战时期的画满了等高线的军事地图，那是他们在西点军校学习军事历史的材料，给我讲解地形和他所了解的战斗的情况，很有收获。

我一辈子最幸运的就是即使是获得工作以外的很多知识都有机会接触比较直接和可靠的来源，当然工作内相关知识就更是这样。很多时候跟道听途说的人讨论问题，我就不得不闭嘴不说话，因为很多意见说出来他们大多数人也不会信，还可能因为觉得自己显得居高临下而让人不舒服。

Amazon网站上的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一书的介绍：
http://www.amazon.com/Battle-Cry-Freedom-Civil-War/dp/0345359429

David是Kansas人，Eisenhower的老乡。有一年NCAA大学篮球联赛，David开了个小赌盘，让大家猜每一轮的胜负。结果是David的太太和我最后猜中的胜率最大，因为我们不像他，他太希望某些队胜出，以至于判断失误。我想他指挥战斗时一定不会是这样。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David居然从来没有争论过任何问题，我也从来没有见他激动过，我们除了讨论就是交换意见。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历。

David去西点教书之前，我和太太曾经到西点军校去旅游过一次，她还戴着钢盔坐在军用吉普中照了几张英姿飒爽的照片。西点军校一到周末完全是一个开放的地方，全是世界各地来的游客。除了校园东边的Hudson河之外，没有一丝神秘感。

战争与和平－－小土鳖捅的马蜂窝

2007.3.21

孙子兵法上开宗明义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小土鳖同志的《中国科学家应该感谢美国军方的帮助》博文谈到了美国军方相关的研究和资助的一些好的方面，引起了一些争论。我想，全面地了解美国社会和其它社会中军事发展和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并反思我们的状况，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小土鳖只是谈到了一个侧面而已。我这里再随意地增加一点调料，供大家见仁见智。

小土鳖的博文见：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744

美元的价值保障

2003年在美国San Diego开国际光学工程师协会年会时，我和好几个美国和日本教授到一个海边餐馆午餐。大家没头没脑谈到科学、教育、经济以及阿富汗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气氛祥和。在谈到科学研究和教育经费时，有一位美国教授指着远处停泊的一艘航空母舰，说：“That’s what guaranties the American dollar’s worth。”。

那是一首现役的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我一点不陌生。纽约每年4月下旬的“Sailer’s Week”，就有不同的现役航空母舰和军舰供人们参观，他们就停在中Manhattan西42街中国领事馆不远Hudson河边的码头上。我在纽约时参观过好几艘不同的美军现役航空母舰，还参观过一艘英国小型航空母舰。

我在高中时差点被选去当海军航空飞行员，进入复试后我终于没有选上。但我当时一点都不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我国没有航母，也没有世界上最好的飞机给我驾驶，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如做一个科学家更有挑战性，因为我知道作科学我有可能做的最好。1980年代初，追求科学，做一个科学家在一个高中生的心目中是多么神圣的一个选择啊！当时同年级的一个同学身体很好，非常想被选上，但第一轮就没能如愿，前几年见到他，他好象成为了当地的刑警大队长。

不管怎么说，美国的航空母舰可以保证美元的价值，和平时期的军备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总是以狭隘的眼光看待军事和军备。

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知道为什么海外华人爱国。他说他在美国路易斯安娜州遇到一个1950年代就从台湾去美国的美籍华人。那位同胞告诉他，以前自己是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可是后来转变了。他说，在1960年代的某一天，他在路易斯安娜州的从来不理睬他的美国邻居突然很友好地跟他打招呼。他后来就问那位美国朋友为什么突然改便了对他的态度。那位美国朋友告诉他，以前自己不愿意和中国人来往，是觉得中国人属于低级民族。但是他说，现在不同了，中国人自己可以造原子弹了，说明中国人再也不是低等民族了。所以那位老兄说，他后来也不觉得共产党那么坏了。

它山之石

小土鳖的博文讨论了军事研究中的效率和相对开放问题。

其实，军事组织往往是社会中相对最有效率的系统，特别是在目标明确的时候，因为军事组织中目标责任制相对总是比较明确的。其实现代企业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军事组织的很多特征。

我觉得，最好是有人能系统地研究一下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联合国五常委）等主要国家的军事技术和研究系统的异同，以及和社会作用的方式，包括投入方式，人才和先进技术的发展，以及军转民的方式和能力，保密制度之优缺点等，也算是对国家有个直接的贡献。

我个人觉得美国军队虽然越来越专业化，但他们的所谓Citizen Soldier的理念实际上是非常强的。其实欧洲以前的军事传统就是没有Citizen Soldier的概念，讲求的是职业化，当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拿破仑军队可能是例外。前苏联和纳粹德国，没有什么Citizen的概念，所以也谈不上什么Citizen Soldier的概念。Citizen Soldier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一支装备普通的军队所向披靡。我个人觉得美国军队是将Citizen Soldier的概念和专业化概念这两个互为矛盾的概念应该是结合得最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子弟兵概念，其实是类似于Citizen Soldier的概念，不过专业化一直是解放军的问题。

关于美国的Citizen Soldier理念，可参考Princeton大学的军事历史学家Stephen Ambrose的一本书，叫做Citizen Soldiers: The U. S. Army from the Normandy Beaches to the Bulge to the Surrender of Germany。这是了解二战的一本非常好的书。近年来很多关于二战的电影参考Stephen Ambrose的相关书籍，还请他作顾问。

Amazon网站上关于Citizen Soldiers一书的介绍：http://www.amazon.com/Citizen-Soldiers-Normandy-Beaches-Surrender/dp/0684848015

国防和战争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这是明摆着的。军事技术是个应用问题，科学和工业发展程度是基础问题。军事技术不仅有个尖端与否的问题，还有一个在装备和训练上是不是成本合算的问题。毛主席不相信做好的武器就一定能打胜仗，我也不相信。但我相信没有仗打的时候军队只是消耗GDP是对军队和社会都不好的,利用军队系统的组织优势，使军事相关研究对GDP能够做真正的贡献，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军事相关研究中出现和资助的很多成果最后的确成为了全世界人民可以共同享用的东西，这也是在我国和苏修几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些很值得让大家反思军队体系在社会中的组织方式和作用。

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乃是任何一个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正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1953年4月16日，在美国总统Eisenhower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公开向全美国电视和电台广播的讲话中，即所谓的非常著名的“The Chance for Peace（和平的机会）”演讲中，Eisenhower谈到和前苏联的军事竞争的原则时，有一段非常著名和至今仍被广为引用的话：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those who are cold and are not clothed. ”

前后相关的话是这样的：

“The best would be this: a life of perpetual fear and tension; a burden of arms draining the wealth and the labor of all peoples; a wasting of strength that defies the American system or the Soviet system or any system to achieve true abundance and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s of this earth.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those who are cold and are not clothed.

This world in arms is not spending money alone. It is spending the sweat of its laborers, the genius of its scientists, the hopes of its children. The cost of one modern heavy bomber is this: a modern brick school in more than 30 cities. It is two electric power plants, each serving a town of 60,000 population. It is two fine, fully equipped hospitals. It is some 50 miles of concrete highway. We pay for a single fighter with a half million bushels of wheat. We pay for a single destroyer with new homes that could have housed more than 8,000 people.

This, I repeat, is the best way of life to be found on the road the world has been taking.

This is not a way of life at all, in any true sense. Under the cloud of threatening war, it is humanity hanging from a cross of iron. These plain and cruel truths define the peril and point to the hope that comes with this spring of 1953.”

Eisenhower特别指出，一架重型轰炸机的花费，可以在30个城市各建一所现代砖房的学校，两个各能供60000人使用的发电厂，两个具有良好设施的医院或50英里长的高速公路。所以，追求军备是对和平生活的破坏。但是，为了保卫和平，自由世界若要抵抗以苏联为首的势力的扩张，又必须有足够的军备。无限制的军备会将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度拖垮。因此，美国要力求在全球实行限制军备的协定。为了避免军备竞赛对社会发展的危害，Eisenhower提出以下的控制军备的建议：

“As progress in all these areas strengthens world trust, we could proceed concurrently with the next great work-the reduction of the burden of armaments now weighing upon the world. To this end we would welcome and enter into the most solemn agreements. These could properly include:

1. The limitation, by absolute numbers or by an agreed international ratio, of the sizes of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of all nations.
2. A commitment by all nations to set an agreed limit upon that proportion of total production of certain strategic materials to be devoted to military purposes.
3.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to promote its use for peaceful purposes only and to insure the prohibition of atomic weapons.
4. A limitation or prohibition of other categories of weapons of great destructiveness.
5. The enforcement of all these agreed limitations and prohibitions by adequate safeguards, including a practical system of inspection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The details of such disarmament programs are manifestly critical and complex. Neither the United States nor any other nation can properly claim to possess a perfect, immutable formula. But the formula matters less than the faith-the good faith without which no formula can work justly and effectively. ”

A Chance for Peace演讲的全文请见：http://www.eisenhowermemorial.org/speeches/19530416%20Chance%20for%20Peace.htm  或见： http://www.eisenhower.archives.gov/chance.htm

其实，今天来读这个演讲，就会明白前苏联的最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事。Eisenhower是二战中联军的统帅，他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的这个演讲也是美国政府在冷战中一贯的政策。在Eisenhower任内，他还多次谈到美国社会要提防所谓的“军事工业集团”（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es）将社会引入全面军备竞赛的危险之中。尤其是在他在1960年的总统告别演说中，专门谈论了此种危险。

Eisenhower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和平总统，而后来的Kennedy和Johnson政府却好战得多，后两人终于使得美国彻底陷入了越战的泥潭，最后越战问题是由Eisenhower时的副总统和Johnson之后的总统尼克松和福特政府解决。尼克松和毛主席开始建立了美国和中国的联盟，这一战略性的联手最后终于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Eisenhower在任中，结束了朝鲜战争，而且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在美国军备发展。相比之下并没有减弱军备竞赛的前苏联抢先于美国先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在这种情形下，前苏联尝到了军备竞赛和高科技竞赛的甜头，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真的做到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而美国在1950年代因为积蓄了社会建设的力量，虽然在有些军事技术方面有所落后，但在1960和1970年代中也全面地迎头赶了上来。

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战也。

Eisenhower前为二战盟军统帅，后为北约司令，又为美国和所谓“自由世界”的领袖，他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刻认识、预见和决策，可不是盖的。